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当前，“送达难”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不能已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及时审结，危及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并影响了当事人行使和维护诉讼及实体权利。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在原有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细化了送达的操作规则，同时提出了“诉讼地址确认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送达难的问题。但是近几年来，送达地址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了诉讼文书的送达效率，该瓶颈问题在信用卡的审理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信用卡案件的审判实践中，法院常常要对原告在起诉状或证据中提供的包括身份证地址、暂住地址、工作地址等少则三个、多则七个的地址进行送达，在此过程中法院制作了大量法律文书，不断重复各种法律程序，送达周期长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根据上述地址成功送达的比率极低。

　　为切实解决因送达地址不明确带来的困扰，进一步提高送达的效率，目前已有部分法院针对某些特定案件施行了诉前确认送达地址的做法，本文在总结各法院成功经验、分析区域案件特点的基础上，调研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适用问题。文章主要分为我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及改革方向、构建民商事纠纷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建设构想四个部分，其间通过对往年案件送达情况的统计分析，加以制度的历史溯源和理论探讨，合理预计该制度适用于实践中将产生的问题，提出包括如何推广、变通适用等一整套的制度构建方案。

　　一、我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及改革方向

　　（一）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

　　从法律层面上讲，我国民商事案件的送达方式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所规定的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五种方式 。然而，我国民诉法对送达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侧重于职权主义，其功能主要在于保障民事诉讼顺利进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司法实践中，“送达难”已经成为各级法院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立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偏差已经大大限制了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顺利进行。总体而言，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各种送达方式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1、直接送达难度大。

　　直接送达本应是送达方式中最为简单有效的一种，然而，在经济发展迅速、人口迁徙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该种送达方式遭遇了不少新问题，实施的难度很大：（1）送达找当事人难。当今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当事人住址多有变动，有的经常出差、出外打工，不在住所地；有的工作时间从业于其就职场所，不在住所地，故工作时间在住所地送达往往无人接收；有的单位是“皮包公司”，下落难以查询。这些原因，都导致直接上门送达找到当事人的机率较低。（2）送达地址查找难。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加之旧城改造等因素，城市中的道路名称、门牌号码等都在进行一定的更新，很多当事人登记的住址都是老地址，与更新后的地址无法对应，难以查找。例如深圳市就对一些旧地址进行了重新的编号，原来登记的老地址、老门牌号无处查询，无从送达。（3）送达找签收人难。我国民诉法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交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司法实践当中，真正符合这一主体资格要件又能够实现签收的“同住成年家属”屈指可数，其他同住人员如保姆、非同住亲属、同事等均非合法签收人，结果往往是找到了地址，法律文书却无法成功送达。基于上述原因，直接送达耗费了各级法院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未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加之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送达的困境愈发明显。

　　2、留置送达程序繁。

　　由于留置送达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直接对无故或借故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被送达人产生送达效果，同时，我国民诉法对留置送达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首先要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其次必须要有见证人；再次是见证人的身份必须是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最后是留置送达地点仅限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及从业场所。在实际送达工作中，相关组织或单位代表多不愿到场见证 ，而我国民诉法只规定了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的义务，却未规定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的见证义务，是否到场见证取决于其自觉性，导致了在民事送达行为中，法院职权行为的完成取决于其他机关或单位的行为 ，最终造成留置送达程序繁琐且收效低。

　　3、委托送达效果微。

　　由于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境，而法律又未对受托法院的送达期限作出任何规定，更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这就使得受托法院对于委托送达毫无积极性可言，委托送达的效果甚微。实践当中，往往是委托送达材料寄送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即使个别案件能够收到受托法院的有关送达证明，往往也要等到数月之后，对案件审理周期造成了极大的拖延。

　　4、邮寄送达疑惑多。

　　自2005年实施《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来，以法院专递邮寄送达的方式被各地法院广泛采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送达难”问题。然而，该种送达方式亦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送达结果难以确定，容易产生较多疑惑。例如，对外地当事人的送达，速递的回执单往往不能及时回到法院，尤其是寄到香港的邮件，常常是一两个月都没能回来，而邮寄查询结果又不准确，致使法院产生了送达与否的疑惑；法院交邮的应签收人与实际签收人不一致，未能注明代收人与应收件人的关系，或一些邮寄到乡镇的邮件由村委会、居委会代收等，使法院产生了送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疑惑；不能送达的邮件，“回执联”上仅注明“无人”，法院无法确定是收件人暂时不在还是长期外出或下落不明或“查无此人”，产生了是否适用公告送达的疑惑。

　　5、公告送达时间长。

　　由于以上种种送达方式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最终只能通过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然而，我国民诉法对于公告送达亦有严格的规定，选择公告送达的方式无疑使得案件审理期限过长，造成原告“诉累”。公告送达是在其他送达方式不能有效送达的情况下才选择的一种送达方式，“其他送达方式不能有效送达”已经使得案件耗时一、二个月；而民诉法又规定了公告期为60天（涉外案件为6个月），一审案件从立案开始，适用公告送达的，至少要公告二次（包括应诉公告、裁判公告）；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单送达程序就要耗时将近6个月（涉外案件则将近14个月）。而且，从实际效果上看，公告送达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经公告送达到庭的当事人寥寥无几，案件多为缺席审理，公告未能起到实际的告知效果，不利于保障被告的抗辩权利。

　　面对民诉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不断尝试对送达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试图通过司法解释来创新民商事案件的送达机制，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由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此为标志，我国民商事案件的送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送达制度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丰富与完善，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就是首次明确了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做法，尝试适用“推定送达”：《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明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确立了“法院专递”的送达方式，并将原本只适用于简易程序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及推定送达原则等重要规定扩大适用到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诚然，送达地址确认书与推定送达原则的确立以及“法院专递”邮寄送达业务的实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窘境，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送达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民商事案件送达难最主要是由于受送达人首次送达的地址不明确造成的。民事送达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但法院的有效送达（主要是指首次送达）必须以双方当事人的地址明确为前提，只有受送达人地址明确时，法院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送达方式；如果说受送达人的地址是不明确的，那么，所谓的推定送达原则，以及包括“法院专递”在内的其他送达方式均是徒劳，法院最终只能选择费时冗长却毫无实际意义的公告送达。

　　（二）民商事案件送达的改革方向

　　为了解决民商事案件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各地法院也在进行自下而上的司法改革，在司法实践当中不断创新送达制度，特别是针对那些往往需要公告送达的特定类型案件进行送达制度的改革创新，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例如：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向辖区内的各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上述指导意见的送达部分第1条规定：如信用卡领用合约中明确约定诉讼期间送达地址，并约定受诉法院邮寄到该地址即视为送达的，该约定应属有效，受诉法院应依法根据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由于上述指导意见刚刚下发，上海区域内的银行正在针对其信用卡领用合约条款进行修改，目前尚未有在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约定诉讼送达地址的案件诉至法院。据我们调研了解，上海地区法院认为，只要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诉讼送达地址条款明确并足以引起申领人注意（例如在文字上加粗加黑），就应认定合法有效；一旦按照该地址进行送达，因当事人自身原因未能收到诉讼文书的，也视为送达，无须再进行公告送达。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就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往往因为被告地址不详或地址错误造成送达难这一问题，推出在诉讼之前预先确认送达地址的创新做法：即由法院制作《地址确认书》并交给交警部门，由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要求每一位交通事故当事人填写地址确认书并告知不如实提供居住地址或者变更住址后不及时通知的法律后果；一旦日后形成诉讼纠纷，当事人向交警部门确认的地址即被认定为是当事人自行确认的诉讼送达地址，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按照该地址向当事人送达的，即使当事人未能实际收到法律文书，也视为送达，无须再进行公告送达。此外，对于当事人向交警部门申报地址并明确该地址亦作为今后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的，也视为当事人在诉前已经确认了诉讼送达地址，对该地址的送达亦产生相同的法律效力。据我们调研了解，在实施上述措施以前，南海法院所受理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多因被告下落不明而需要公告送达，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期限、审理效率等等；而该措施实施几年以来，南海法院所受理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有效送达比率超过90%，大大缩短了案件的审理周期，提高了审判效率。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就针对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有效送达率很低（仅有20%的案件能通过邮寄送达、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这一问题，提出了在借款合同订立过程中增加确认送达地址条款的建议，并率先在长兴县农村合作银行进行试用。一旦日后贷款人违约引发诉讼纠纷，则可按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自行确认的地址直接邮寄送达各类法律文件，从而解决该类案件有效送达率低的问题。

　　从以上有关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的分析以及目前各地法院对于民商事案件送达的创新做法来看，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问题，关键是在民商事案件首次送达之前（实际上就是民商事案件立案之前）就明确当事人的送达地址，并且赋予对该确定地址的送达具有推定送达的法律效力。因此，我们认为，构建民商事案件的诉前地址确认制度是民商事案件送达改革的重要方向。所谓诉前地址确认制度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因受送达人自己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 、构建民商事纠纷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制订于1991年，由于历史客观环境，法律对送达制度的规定相当不完善；之后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从修改历程的记录来看，“送达制度”作为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关键制度，远未引起立法者与制度本身地位相称的注意 。立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偏差已经大大限制了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顺利进行，送达难已经成为各地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普遍面临的问题。面对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各地法院纷纷进行主题调研并出台相应的改革措施；各学者也不断地就送达难问题献言建策，每年以送达为主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不可否认，各个学者的理论探讨以及各地法院的改革创新，对于缓解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往的理论探讨与改革创新大多囤于固有的法律条文探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有鉴于此，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问题的立足点，应当是进行制度创新，寻找其他角度的解决办法，而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就是一个抛开现有定势思维，寻找新颖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嘉政办发〔2006〕122号


关于印发违禁使用瘦肉精及引发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和监管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有关单位：
　　《嘉兴市违禁使用瘦肉精及引发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和监管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六年九月九日



嘉兴市违禁使用“瘦肉精”
及引发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和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市区“三放心”工程建设，加强市区“放心肉”安全管理,构筑以属地管理为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监督，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密闭管理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确保市区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市本级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嘉兴市区违禁使用含“瘦肉精”（盐酸克仑特罗，以下同）饲料饲养生猪以及因食用含“瘦肉精”生猪产品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追溯和监管。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追溯和监管，是指对以下生猪产品质量事故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一）在生猪饲养环节监督抽检发现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
　　（二）在生猪屠宰或流通消费环节监督抽检发现生猪产品“瘦肉精”等违禁药物呈阳性的；
　　（三）生猪产品造成人体“瘦肉精”等违禁药物中毒事故的。
　　第四条 生猪产品质量事故分为四个等级：
　　（一）特级：情节特别严重，造成30人以上中毒，或造成人员死亡的；
　　（二）一级：情节严重，造成3人以上、30人以下中毒，或同批次使用“瘦肉精”涉及生猪200头以上的；
　　（三）二级：情节比较严重，造成3人以下中毒，或同批次使用“瘦肉精”涉及生猪20头以上、200头以下的；
　　（四）三级：情节较轻，同批次使用“瘦肉精”涉及生猪20头以下的。
　　第五条 生猪产品质量事故的追溯和管理坚持属地管理为主，市、区分级负责，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原则。南湖区、秀洲区政府和嘉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辖区内的生猪产品质量负总责。市级相关部门负责特级、一级和跨区域事故的追溯和监管;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二级、三级事故的追溯和监管，并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做好特级、一级和跨区域案件的追溯和监管工作。区级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对发生在当地的生猪产品质量事故应先行调查处理，凡调查认定为特级、一级和跨区域的事故，应报请市级相关部门处置。
　　农业经济部门负责生猪饲养环节禁用“瘦肉精”工作的宣传、技术指导，以及违禁使用“瘦肉精”案件的立案查处。
　　经贸部门负责屠宰加工企业“瘦肉精”自检自测的监管，以及涉及事故品牌肉供应商的相关处理工作。
　　质量技监部门负责生猪屠宰加工环节的“瘦肉精”监督抽检，并负责落实农产品监测中心对屠宰企业自检和农业经济部门抽检疑似阳性样本的复检工作。
　　卫生部门负责市场流通环节的生猪产品监督检查，负责对在消费领域因食用含“瘦肉精”生猪产品引发的事故的立案、调查取证、中毒性质认定和处罚等工作。
　　工商部门负责市场流通领域生猪产品的质量监管。
　　公安部门负责相关行政部门移交的生猪产品质量事故的侦处。

第二章 源头监管

　　第六条 各级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层层落实镇（乡、街道）、村和养殖户（场）的责任，制订指标量化、操作性强的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督促镇（乡、街道）政府（办事处）和村民委加强对辖区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监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切实增强广大生猪养殖户和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各级农业经济部门应加强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市场的监管，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生产、销售含“瘦肉精”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行为；加强对广大生猪养殖户、养殖场从业人员的技术指导，重点做好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安全使用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加快标准化、无公害养殖技术的推广步伐；建立生猪源信息制度，规范生猪耳标管理工作，做到一猪一标，可追溯、可查证。
　　区级农业经济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生猪饲养过程中的“瘦肉精”的日常抽查监管，对“瘦肉精”阳性检出率高、质量事故频发的地区要实行重点监管，开展拉网式的抽样检测。对检测确认“瘦肉精”呈阳性的生猪和相关的饲料实施控制，监督养殖场（户）对“瘦肉精”呈阳性的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按事故等级，提请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依法对养殖户（场）作出处罚；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部门立案查处。

第三章 宰前监管

　　第七条 经贸部门应监督屠宰企业建立和执行屠宰企业宰前“瘦肉精”自检制度、台账登记制度，严格实行屠宰企业生猪进场、肉品出厂台账登记，做到生猪来源和屠宰加工后的肉品去向可查询、可追溯。屠宰企业应按规定对每批生猪进行取样自检，防止混批生猪出现漏检。经贸部门应经常检查屠宰企业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严厉查处屠宰企业自检和登记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
　　质量技监部门应加强对屠宰企业自检的监督抽检，每月对各屠宰企业的抽检平均应不少于4次，在“瘦肉精”阳性频发的屠宰企业和时段，应增加抽检频次。同时，应监督屠宰企业规范生猪尿样检测抽样程序，确保检测结果的真实可靠。
　　第八条 定点屠宰企业宰前自检发现的“瘦肉精”呈阳性的生猪，一律不得屠宰，应将其扣养在定点屠宰企业内，同时在1小时内报告所在地经贸和农业经济部门，并保留尿样至复检结果确认为止。事发所在地农业经济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在24小时内进行执法监督抽检，并通知市农产品监测中心派员抽检。市农产品监测中心应在抽检样品送达48小时内，将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报送市区“三放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经济、经贸等相关部门。复检确认阳性的生猪，由养殖户直接送宰的，由农业经济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决定；由供应商送宰的，由经贸部门作出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决定。农业经济部门应对被处理的生猪查根溯源，追查饲养场（户）的责任。
　　无害化处理或销毁由屠宰企业负责实施，作出处理决定的相关部门负责监督。销毁阳性生猪的损失费用由该批生猪的送宰主体承担，销毁所需的费用由屠宰企业承担。无害化处理所需的费用由生猪送宰主体承担。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再次送宰时，其送宰主体应向屠宰企业所在地农业经济部门提出复检申请,以确认达到无害化的要求。复检所需的费用由送宰者承担。无害化处理或销毁的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市农业经济局牵头另行制定。

第四章 市场监管

　　第九条 经贸部门应做好品牌肉供应商的推荐和管理工作，完善供应商质量安全承诺制，严格按照《嘉兴市区放心肉供应商考核办法》，对其实行“制订标准、资格审查、合格推荐、动态管理”。同时，加快推行供应商品牌直销模式，强化品牌肉供应商对品牌肉零售商的监督，严禁混牌或夹带无品牌猪肉入市销售。
　　第十条 工商部门应加强农贸市场管理，明确和落实市场举办者的责任，督促农贸市场加强对猪肉零售商的管理，严格实行“一猪一票，凭票入场”，建立包含检疫证号、数量、时间、肉摊号等信息的肉摊零售凭证制度，形成进有证、出有据、可核查的监管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关。同时，督促农贸市场建立第一责任人先行赔偿制度，即因食用含“瘦肉精”生猪产品而引发中毒事故的，由该产品的直接经营者对消费者先行赔偿。各农贸市场应建立生猪产品质量保证金制度，保证金额度一般不低于2万元。处置因食用含“瘦肉精”生猪产品而引发中毒事故所需的医疗费等，由农贸市场在生猪产品质量保证金中先行垫付。
　　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市场生猪产品的抽样监测，每月的抽检频率应不少于一次，全年抽检面应覆盖全部品牌。对“瘦肉精”阳性频发的品牌和时段，应增加抽检频次。

第五章 责任认定与追溯

　　第十一条 卫生部门应建立生猪产品质量事故快速反应处理机制。一旦发生疑似生猪产品质量事故，应立即进行立案调查，确定中毒性质。
　　工商部门应根据卫生部门的报告开展调查，查清有毒猪肉的来源，确定直接责任人。凡确认事故是因市场零售商冒牌、混牌、无牌销售引起的，由零售商负责并承担消费者的全额赔偿；凡确认事故是因品牌肉引起的，则由供应商承担消费者的全额赔偿。同时，应将相关调查记录、检测报告等资料移交给经贸、农业经济等相关部门，以追溯屠宰及饲养环节中相关单位（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卫生、经贸、农业经济、质量技监、公安、工商等部门对在日常抽检中查实的生猪产品质量事故，应在一个工作日内通报市区“三放心”办公室，并抄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区“三放心”办公室应在接到通报后的24小时内，将部门通报的情况反馈给各有关部门和事发地政府。

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三条 对一年内发生特级生猪产品质量事故1起以上，或三级以上生猪产品质量事故3起以上的市场，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当年“三放心”农贸市场考核资格和工商系统评星升级达标资格；对一年内发生三级以上生猪产品质量事故2起以上，或日常抽检“瘦肉精”呈阳性5次以上的品牌肉供应商，取消其品牌肉供应商资格，并在一年内不作推荐入市。对一年内加工供应的猪肉产品发生三级以上生猪产品质量事故2起以上，或日常抽检“瘦肉精”呈阳性5次以上的屠宰企业，取消其当年的考核资格，并由经贸部门责令其实施整改。
　　将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纳入食品安全目标责任制和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对宣传不到位、管理不落实，并在一年内发生二级以下生猪产品质量事故3起以上的单位，要作出警告，并责令其实施整改；对一年内发生一级、二级生猪产品质量事故3起以上，或生猪产品质量事故5起以上的单位，要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一年内发生特级生猪产品质量事故1起以上，或二级以上事故5起以上的单位，取消其食品安全目标责任制先进评比资格，并报市考评办，按县（市、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扣分；同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市农业经济局负责具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