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宜春市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十严禁”规定》的通知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府办发〔2004〕44号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宜春市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十严禁”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宜春市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十严禁”规定》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宜春市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十严禁”规定
为强化我市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规范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行为，防范和减少事故发生，保障采矿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促进采矿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矿产资源法》、《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非煤矿山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严禁无证开采和证照不全开采。开采非煤矿山必须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非煤矿山矿长安全技术业务资格证》、《爆破物品使用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第二条 严禁在下列地点从事采矿作业：
1、国有矿山或他人的矿区范围内；
2、铁路、国道、省道、堤坝、渠道、桥梁和学校、居民区（村庄）、工厂、高压输电线路及通讯线路300米内；
3、城市规划区内及各级政府规定禁采的区域内。
第三条 严禁露天矿山不分台阶（段）从下部掏挖“神仙石”、倒台阶开采或超过60度以上的陡坡度开采。机械作业时，应按设备性能确定台阶高度，但最高不得超过15米；人工开采时，浅眼爆破分层高度不得超过6米，中深孔爆破分层高度不得超过20米，分层凿岩平台宽度不得少于2米，最终边坡角应当根据岩层稳定性确定，但最大不得超过60度。
第四条 严禁上下垂直方向同时进行采矿作业和放炮后未清理完危石、浮石就安排人员进入采场作业。
第五条 严禁高处作业（距矿场地面3米以上）不系安全绳作业或两人同时使用同一根安全绳作业。
第六条 严禁放炮员（爆破工）、绞车工、安全员、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和采矿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就上岗作业。安全教育、培训的时间，井下作业人员不少于72小时，露天作业人员不少于40小时。
第七条 严禁任何人员不戴安全帽进入采场和矿山从业人员进入采场作业不戴安全帽，不穿工作鞋、工作服。
第八条 严禁爆破物品混放。炸药与雷管须分开存放，现场使用的炸药、雷管须用能上锁的专用容器存放并专人管理，当班剩余的炸药、雷管须及时入库，并严格出入库制度。
第九条 严禁露天矿山雷雨天、雾天和夜间爆破作业。爆破作业须设置警戒，并在警戒区域内人员、车辆通行的路口设立警示牌。
第十条 严禁安全状况评估为C类、D类的矿山企业生产作业。C类矿山须限期整改，D类矿山须停产整顿，经复评达到B类以上标准方可生产作业。
违反上述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如下处罚：
（一）违反第一条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矿长不具备安全专业知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调整配备合格人员后，方可恢复生产。对于无照生产经营行为，由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商品）等财物，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物品管理条例》之规定：未取得《爆破物品使用许可证》非法滥用爆炸物品的，公安机关除没收其爆炸物品外，视情节轻重，属于个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警告、罚款、拘留处罚，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单位的，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违反第二条规定的，对无证无照开采的，按照本规定罚则（一）予以处罚。对有证越界开采的，依照《江西省矿产资源开采管理条例》第39条的规定，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0%以上30%以下罚款；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三）违反第三、四、五、九、十条规定的，按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违章开采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矿主的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根据事故伤亡人数情况给予相应数额的经济处罚。
（四）违反第六条规定的，依照《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第16条、第36条的规定，责令改正，并按每有1人处以矿主50元罚款。在岗作业人员中，有30%以上未接受安全教育培训的，除处以罚款外，可以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五）违反第七条规定的，按照《矿山安全法》第七章第四十条的规定，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六）违反第八条的，依照《安全生产法》第8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矿山企业在被检查时隐瞒事故隐患或发生事故未及时、如实报告的，依照《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责令改正，可以并处500元至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本规定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