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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升生 归永吉


内容摘要：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无疑居于最高位置。这一属性决定了对其的规范只能依赖宪法而非普通法律。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立法权，但却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这在实践中造成了立法体制的混乱，也为立法权的扩张埋下了祸根。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列举式授权性规范的方式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以及明确人大和常委会各自的立法范围。
关键词：宪政 立法权 列举式授权性规范
一、宪政下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只能是宪法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宗旨，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内容和运作原则的政治制度。[1]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它要求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必须有界限、不能无边无际，而对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则是依靠宪法和法律。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指由宪法和法律对政府的各项职权一一列举，明确告诉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和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有学者曾对这种方式提出了批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体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它与今天的改革形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具体地授权，如何限定主体的活动范围，是无法预知的。此外，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不能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对象，采用列举式的授权性规范立法技术亦与之不相适应。”[2]不可否认，列举式的法律规范本身有其不能克服的弊端，即无法覆盖现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点缺陷而否认其在维护宪政、保卫法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能仅凭这点缺陷而轻易地将其放弃。法治最大的敌人无疑是政府，所以宪政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列举式授权规范无疑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此外，将列举式授权规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也是毫无依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诞生于1787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宪法仍旧清晰地通过列举式授权规范将国会的十八项职权一一明示。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言：“用列举的方式授予国家（政府）以权力的方式无可厚非，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宪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给它规定行使范围和运行程序。”[3]
法治要求政府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活动、政府行使职权必须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相较于其它国家机关，法治原则对一国中央立法机关的职权来源控制得更加严格，它要求中央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只能来自于宪法（包括宪法解释、判例、惯例等宪法渊源）而不包括任何其它形式的法律、法规，理由是：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无疑是处于最高位置。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 虽然，立法主体已经从早期的一元制转化为如今的多元制，但无论立法主体如何扩大，代仪机关作为民意的代表是立法权的天然拥有者，而一国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无疑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由于中央立法机关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如果不承认宪法是其权力来源的唯一依据，那么立法机关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法律的方式，合法地将宪法未授予的权力纳入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其它法律的拘束，这种自己为自己授权且不受限制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权力扩张的无限化，违背了“有限政府”这一宪政精神。与之不同，其它国家机关并不享有最高立法权，也就不存在自己为自己授权而不受宪法以外的上位法拘束的可能性。
既然中央立法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只能来自宪法的授予，那么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立法权的范围也必然只能由宪法界定。如上所述，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宪法中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来完成的，即通过宪法将中央立法机关能够制定法律的所有事项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列出了不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辅之有权机关作出的宪法解释、判例和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惯例等，构成了完整的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明确罗列了国会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第九项和修正案第一条列举了禁止立法的事项，此外，通过宪法判例的方式，联邦最高法院又扩大了国会的立法权限。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也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议会的立法权范围，同时，该条还规定对于宪法第34条未授予的事项法国议会不得进行立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也以极大地篇幅对联邦议院能够单独制定及与州共同制定的法律事项进行了列举，印度宪法更是不遗余力地明文规定了专属于联邦议会的97项立法权。
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来源的规制不足
相形之下，我国宪法对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范围的界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性，甚至有点形同虚设。宪法第62条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作出了如下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7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界定更是简单，“制定和修改除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现行宪法并没有采用列举的方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能够立法的事项明示，所以对何谓基本法律、何谓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它们的界限在哪里、那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或是基本法律、哪些事项属于立法的禁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宪法只能保持缄默。不过，上述问题在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得到部分的解答。该法第8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法律的十大事项，包括制定有关国家主权的事项、制定各级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等等。这部法律部分澄清了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较之于宪法的模糊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无疑上了一层台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进步换来的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倒退。笔者认为，立法法第8条违背了宪政精神和法治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我国的中央立法机关，其职权来源只能出自于宪法，它们的立法权范围也只能是由宪法界定；而立法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由该法对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进行界定，也就等同于立法机关自己为自己授权、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这种界定必然会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膨胀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或许有人会为立法法辩护，认为该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中的“法律”一词的所作的解释或者认为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本身属于宪法的渊源，由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也是合宪的。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相当的谬误。第一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即全国人大拥有宪法的解释权。但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本身似乎并没有授予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尽管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当然具有不言而喻的宪法解释权。因为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它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一切权力；而且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宪法解释的决定。[4] 对此观点，笔者不作评论。但是，即使承认全国人大拥有当然的宪法解释权，也不意味着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的解释。因为，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明示的方法进行，立法法的制定是全国人大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而不是宪法解释程序进行的。况且，全国人大也只是宣称立法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从未声明它的部分条款是对宪法的解释。另外，笔者认为在现行宪法本身未对条文中的“法律”一词作出任何界定的情况下，即使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从“法律”这两个字的字面含义，通过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解释，推断出诸如立法法第8条的一系列规定。严格意义上讲，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的增添，它应该属于宪法修正案的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我国宪法的渊源（从而间接证明了立法法可以对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在我国宪法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大致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5]胡锦光、韩大元两位教授说：“我国是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同时又属于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至少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绝对算不上是宪法的渊源。法理学一般将法的渊源定义为：“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7] 借用此概念，可以将宪法渊源定义为具有宪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最重要的宪法渊源。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典的部分改变、增加或删减，它是宪法典的当然组成部分；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词语用意加以诠释和说明，它是宪法的延伸，是宪法本意，它自然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宪法惯例则是默示的宪法规范，它是由一国在长期的宪法实施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宪法规范拘束力的宪法规范形式；上述三种法律规范与宪法典一样，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为宪法的渊源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反观宪法性法律虽然与宪法典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毕竟是立法机关的产物，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宪法则是由人民直接参与的成果，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即使在一个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内，民意代表的意志也不可能等同于人民的意志，不能将宪法性法律视作是宪法的本义或者一部分。况且，我国宪法本身也规定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必须服从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性法律也远不如宪法典那样严格，这说明宪法性法律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不具有宪法典的那种最高效力。自然，它不应当被纳入到宪法渊源的范畴。宪政对现代社会提出了两条铁律：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提出了“法无禁止皆自由”；相应的，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宪法又规定了“法无授权不得行”。由于我国宪法并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作出列举式的规定，属于明显的失位；同时立法法虽然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属于明显的越位而无效。
三、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立法职权的第二来源
如上所述，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是宪法授予有权机关职权的最主要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制宪者往往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即宪法基本权利的内涵来间接赋予国家机关权力。“公民的宪法权利亦称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宪法所确认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8] 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宪法的一部分，与其他宪法规范一样，具有相同的宪法效力，这种效力体现为它对公权力具有直接的、天然的拘束力。所谓直接的拘束力是指当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作出剥夺或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时，公民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来对抗公权力；或者当国家机关消极不作为时，公民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条款迫使其履行义务。所谓天然的拘束力则是指无需宪法本身对基本条款的这种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只要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条款，就可以直接制约公权力。如法国1958年宪法仅规定议会有权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立法，并没有在宪法典上明文禁止议会制定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权利条款一直都是宪法委员会衡量议会立法合宪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样，我国宪法虽然未对基本权利条款的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拘束力是肯定存在的。在宪法学界，一般将基本权利分类为三代人权，即自由权（第一代人权）、生存权（第二代人权）和发展权（第三代人权）。其中，自由权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功能，它排斥政府不合理的干涉且它的实现也不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因此，这类权利对立法机关的间接授权的内容和范围上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三类人权的主要功能是受益性，它们的实现仅仅依靠于政府的消极不作为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的积极干涉。所以，这类权利的出现更是间接授予政府大量列举式规范未明确的权力。由此可见，基本权利条款对中央立法机关的拘束力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禁止立法机关制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基本权利就告诉国家权力，请注意，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做人最基本的资格，是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权力都不能剥夺的。”[9] 其次，它要求立法机关尽一切可能为基本权利的实现创造机会，在必要与适当的时候，必须对相关的基本权利条款立法，使得宪法原则的、抽象的保护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明确的法律保障。后者正是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结束语

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而立法法虽然对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了规定，但这种授权本身是有悖于宪政精神。所以，这种立法规范上的缺陷可能会为立法权的肆意扩张埋下祸根。此外，考虑到我国立法机关独特的组织结构，在宪法上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更加显得必要。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及其它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那么“其它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宪法和立法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程序上都是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种判断方式主观臆断性较强，并不符合民主精神。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将来的修宪过程中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以及基本法律和其它法律间的界限，并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构成一个完整、清晰、有限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职权范围。



参考文献:

[1][3] 童之伟. 法权与宪政[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J]. 法学研究,1996,(4).

[4] 胡弘. 试论宪法解释[J]. 现代法学, 1999, (5).

[5] 周叶中. 宪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胡锦光, 韩大元 . 中国宪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7]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8] 杨海坤. 宪法基本权利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郝铁川. 快乐的猪和痛苦的人——中西法律思维差异[A]. 河畔之声：华东政法学术演讲录（第一辑），2002.


【案情】


2008年10月，彭某到武汉市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食品部）从事搬运工作，食品部以每天5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彭某工资。2009年11月13日早晨6时左右，彭某在食品部从事搬运过程中突感头晕，食品部安排其在经营部休息，未见好转后派人送其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3级。上午11时彭某家人将其从医院接回家中，下午4时彭某死亡。2010年1月，彭某之妻朱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彭某与食品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3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彭某与食品部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权的范畴，鉴于身份权与人身权不可分离，朱某非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朱某对终审结果不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第一次再审维持了二审法院的裁定，朱某再次申请再审，最终第二次再审撤销了终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分歧】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劳动者死亡后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之所以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同，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死亡后对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第一种裁判思路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中应当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否则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程序问题。劳动者近亲属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其目的并非单纯止于确认之诉，通常是为后续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近亲属作为工伤待遇赔偿纠纷的适格当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因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的相关待遇赔偿责任。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作为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单独成诉。


第二种裁判思路认为，应当在劳动者死亡后赋予其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范畴分为两个层面：在人身权方面，具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权、休息休假权、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人身专属性，一旦权利主体消亡，这些权利也随之而消灭；在财产权方面，具有获得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可以与人身相分离，在劳动者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或死者近亲属固有权利进行分别处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主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其目的不是为保护劳动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而是为取得工亡待遇赔偿做准备，带有明显的主张财产性权利的动机。因此，应当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与确认之诉的权利，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一般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如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工作服、招工招聘表等物品，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如用人单位否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应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在这一审查过程中，据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证据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消亡而影响其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明力。因此，即使劳动者本人死亡，由其近亲属代为主张事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无法固定的问题。


【评析】


综合以上两种裁判思路不同考量因素的分析，笔者最终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裁判思路，且认为在劳动者死亡后不仅应当赋予死者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还应当赋予其代为主张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诉讼权利。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终极目的具有财产性特征。当事人提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其深层次原因是为最终获得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和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工亡待遇赔偿，诉讼目的并非为保护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从这一终极诉讼目的出发，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相应的诉权，符合当事人的诉讼期望，有利于保护死者生前的相关权益。况且，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无法解决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提起的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有时附带包含了死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主张，如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等。这些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死亡的劳动者，而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直接权利主体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因此不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就不能对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予以处理，最终将导致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劳动者的死亡而被逃脱。


其次，人民法院不具有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工伤认定的司法权限。劳动者近亲属提起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诉中必然涉及到工伤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是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作为国家工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机关对劳动者所受损害进行的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权行使的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各有其明确的行使边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司法权行使的界限，不应在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跨界行使权利。


最后，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诉的诉权符合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主导思想。新修改的民诉法不仅从量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如增加了公益诉讼等，而且从质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在此大环境下，笔者认为，严格地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做法与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思路不相融合。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