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政府
邯郸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1998年9月14日 邯郸市人民政府第71号令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促进体育事业文明、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根据《河北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邯郸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下列营利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均适用本办法，国家或地方计划安排的体育竞赛除外。
（一）体育俱乐部、体育活动中心、体育村（区、城）、体育夏（冬）令营、体育场、馆、池等有永久性体育设施器材的体育经营场所内的体育经营活动；
（二）体育比赛、表演、培训、气功及健身、健美；
（三）体育经纪活动及体育媒体的广告设置；
（四）体育专业用服装、体育器材专营、体育器材生产、经营厂家；
（五）经营性的体育项目和其它体育经营活动。
第三条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应当有益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禁止利用体育经营活动从事赌博、变相赌博或提供色情服务等违法活动。
第四条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体育经营活动的业务主管部门。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是：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体育经营活动的发展规划；
（二）对体育经营的条件进行审核，登记发证并定期验审或不定期抽查；
（三）对体育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发证；
（四）为经营提供体育技术咨询和服务；
（五）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第五条 体育经营活动实行分级管理。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丛台区、邯山区和复兴区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体育市场管理部门审批管理。
公安、工商行政部门、物价、教育、税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育经营活动。
第六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符合体育活动要求并符合安全、消防和环境卫生条件的经营场所；
（二）具有符合标准的体育器材和设备；
（三）具有合格的体育专业技术人员；
（四）国家和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七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应向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资信证明；
（四）经营场地证明；
（五）设立体育俱乐部或其它体育经营机构的，还应提交组织章程；
（六）体育行政部门要求的其它证件。
第八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等有关手续。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对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加强日常监督，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第九条 一次性或持续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的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办理《临时体育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办体育经营活动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明确答复，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发给《体育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给予答复，说明理由，井书面通知当事人。对申请举办临时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应在十五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明确答复。
第十一条 从事有偿体育技术培训活动，应当向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再按规定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面向内部职工开展的非营利性体育服务活动，应接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不得对外售票。
第十三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工商、治安、消防、物价、税务、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二）亮证经营，不得擅自改变经营项目、内容和场所等登记事项。因故需要更改的，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办理变更手续；
（三）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人员、从业人员，须经市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资格认定，取得《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四）不得聘请来按前项规定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体育培训、辅导、裁判、咨询、救护和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工作；
（五）维护经营活动的正常秩序，并对经营场所内有关人员的安全负责。
第十四条 对未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组织经营性的体育竞赛、体育表演等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其提供场所和其它条件。
第十五条《体育经营许可证》实行年检制，经年检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未参加年检或改正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注销《体育经营许可证》，并通报相关的登记主管机关。
第十六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依法保护体育活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禁从事或变相从事体育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须持国家或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未持有上述证件人员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十八条 除丛台区、邯山区和复兴区之外的县级以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市场管理机构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台球、保龄球、桌球（乒乓球）等体育类经营项目的管理费最高标准不得超过营业额的3％。经营单位应按期交纳管理费，逾期不交的，可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收费单位必须持有物价部门颁发的《河北省收费许可证》依法收费，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经营性收费票据。
第十九条 违犯本办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非法所得 2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犯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处以5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犯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协助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有其它违法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项目名称
体育运动项目名称：射箭、田径、羽毛球、棒球、篮球、拳击、皮划艇、自行车（含山地车）、马术、击剑、足球、体操（含艺术体操）、手球、曲棍球、柔道、现代五项、赛艇、射击、游泳（含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垒球、乒乓球、网球（含软式网球）、排球（含沙滩排球）、举重、摔跤、帆船（含帆板）、速度滑冰、短道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雪车、雪橇、冰壶、保龄球、地掷球、高尔夫球、台球、藤球、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桥牌、航海模型、跳伞、动力伞、滑翔伞、滑翔、悬挂滑翔、热气球、登山、攀岩、汽车、车辆模型、摩托车、摩托艇、滑水、蹼泳、无线电、中国式摔跤、武术、技巧、铁人三项、跆拳道、弓弩、轮滑、钓鱼、信鸽、舞龙、舞狮、龙舟、风筝、门球、键球、气功、健美、健美操、体育舞蹈、木球、珍珠球、秋千、陀螺、抢花炮、绊跤、赛马、花毽、石球、蹦床
注：1、新增体育运动项目或现有项目的调整、变化，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为准；
2、部分体育运动项目包含若干小项，具体项目以全国性体育运动项目协会分布的为准。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何勤华
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考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途径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臣民的义务、责任，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最后，作者还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与我国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一定联系。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中国。那么，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国人怎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中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然而，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法学”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鹿去“比”加“与”去“一”为灬）字，写作□（读zhi）(3)，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字，写作□（克鼎）(5)。至战国时代，出现了??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字仍被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6)。汉代以后，??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写作“□”。在金文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D”(7)。古代教、学通用，释义为：一、教也，《静簋》：“静?W（教）?o□”；二、?W也，《静簋》：“小子□服□小臣□尸仆?W射”；三、?W戊，神名(8)。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上述含义的“学”字已是频频出现，如《论语》一书的开篇是“学而”，《荀子》一书的开篇是“劝学”等。（文中□为甲骨文，详见图）
“法”和“学”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法学”来使用，最早是在南北朝时代。《南齐书·孔稚?传》中云：“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帝）、文惠，绩映魏阁。”(9)至唐代，在白居易的《策林四·论刑法之弊》中，有“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V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10)然而，“法学”一词虽已出现，但极少使用，在表示对法律之学问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律学”一词（孔稚?和白居易在这里使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与现代“法学”一词有重大区别）。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以及东邻日本等国家学习，包括大量翻译他们的法律和法学书籍，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印入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司法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论文，还是在法律学堂的课程、讲义，以及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比如，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一文中，不仅突出强调了“法律之学”，而且明确提出了“法学”之用语：“……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11)。20世纪初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使用了“法学”和“法学家”等词(12)。而在沈家本的作品中，“法学”一词出现得更多。他的著名论文《法学盛衰说》（约写成于1908年前后），全文不过2000余字，但“法学”一词出现了20次(13)。在法律课程设置方面，在1905年3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之三年制本科和一年半制速成科，1906年7月设置的直隶法政学堂之二年制预科，都正式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14)。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也不断出现，如在《大清光绪实录》卷五八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1907年12月26日）条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下文字：“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铣奏：……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法起草委员，下修订法律馆，寻奏。查欧洲法学系统，均分法、德、英三流。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从。……”(15)可见，尽管近代中国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还很不一样，但自19世纪末以后，“法学”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则是事实。
二
由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是在近代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所以，有必要考察“法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和演变历程。
在日本古代，并没有“法学”一词(16)。神龟5年（728年），日本仿造中国隋唐官制，设置了律学博士。从此，在日本出现了“律学”一词和以此为业的职业身份。8世纪中叶，“律学”博士改称“明法”博士(17)。以后，“律学”、“明法”又常称为“明法道”、“明法科”，但“法学”一词始终未曾出现。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日本国民革命意识的高涨，西方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也开始传入日本。1868年，在福田孝平所著《日本国当今急务五条之事》（载1868年4月10日《中外新闻》）和津田真道编译的《泰西国法论》中，首次使用了“法学”一词。当然，前者只是提出了“法学”这一用语；而在后者的“凡例”中，则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法学，法语称之为jurisprudencc或Science
du droit，英语称之为jurisprudence或science of
law或单称law，德语称之为Rechtswissenschaft(18)。汉土的语法与英语相似，故将此学的总名译为‘法学’。”(19)明治4年（1871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也开始广泛使用“法学”一词。而作为课程讲义的名称，则是由穗积陈重（1855-1926）于明治14年(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首次使用的，即Enzyklopa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即“法学通论”）(20)。至19世纪末，“法学”一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在一些法律论著，如高桥达郎编译的《英国法学捷径》（1883年）、河地金代译《法学通论》（1886年）、穗积陈重著《法律学的革命》（1889年）、冈村司著《法学通论》（1900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作者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这话乍听起来颇为费解，但若看看冈田朝太郎所画的关于“法学”的位置图便可了然(21)：（图略）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翻译、引进西方法律。1863年，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22)。此后，北方的同文馆和南方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的统计，从1862年至1895年，译出的西方法律书籍有18种。不过，由于这些书的内容均为法典和国际公法，并未涉及“法学”之用语(23)。1904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王朝开始了又一轮更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法律文献的活动。至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对翻译活动作了一次统计，已译好的有法兰西刑法、法兰西印刷律、德意志刑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司法制度、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日本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陆军刑法、日本刑法论、日本裁判构成法、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论、日本监狱法、日本监狱访问录、监狱学、狱事谭、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新刑法草案、法典论、日本刑法义解，共26种。正在翻译的有：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刑法论、比利时监狱则、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刑法之私法观，共10种(24)。从这些书目可知，当时译自西方的主要是法典，涉及法律理论的则主要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在解释西方的法律术语时用的都是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中的结合和中文不一样，发音不同，并且有些词此时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和它的原意也已大相径庭(25)，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稍一解释就能理解其内涵，故造成了当时中国人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的法学著作，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抄其汉字法律术语的局面(26)。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日本的法学著作，将日本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引入中国。笔者认为，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径。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唐宝锷等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此后，留日学生越来越多。至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总数不下2万人(27)。他们感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满怀革命的激情，前往学习西方获得成功、并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在留日的学生中，学习法律的占很大的比重，20世纪初叶回国的留日学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大部分与法律（包括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在日本的大学法学部学习法律（如胡汉民、沈钧儒、章宗祥、曹汝霖以及汪精卫等），或在那里阅读、研究法律（如梁启超、章太炎、杨度、吴玉章等），或在那里编辑法学杂志、出版法学书籍（如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通论(28)和第一本法律辞典《汉译法律经济辞典》(29)就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可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活动，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途径。
以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设置法律学为始端，中国近代新型的大学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正式起步。至1911年，北京和各地兴办的法律学堂已有近30所(30)。这些学堂，除了由中国人担任教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法学家为法学教师，如冈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太郎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至1909年，中国各法律学堂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共有57人次(31)。这些日本法学家率先在中国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因此，日文“法学”一词及其观念，通过日本教师的讲课活动传入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治维新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官方的接触。而当时日本政府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如外相?\本武扬（1836-1908）、井上毅（1844-1895）、广田弘毅（1878-1948），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西园寺公望（1849-1940）、原敬（1856-1921）、平沼骐一郎（1867-1952）等，几乎都是学法学出身或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因此，尽管在这种接触交往中，不会对法学作一番理论阐述(32)，但在互相介绍身份、中国官员赴日本实地进行考察等耳闻目染之下，无疑强化了日本法治社会和法学研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关于此点，梁启超和董康（中国清末修律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民国初期的司法部长）等都有很好的论述。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途径(33)。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途径（图略）。
四
通过对汉语“法学”一词之起源与流变过程的探究，使人们接触到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下述四个问题应予以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