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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正义的方式

贺卫方


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过去数年间的一个显著现象。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仅以１９９８年间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的报道令世人震惊；“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光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忘；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刑，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巨。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曰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除了不识相的“顶风作案”者被抓个把出来“以儆效尤”外，风头一过，一切如旧，是可以预料的。

　　强化监督？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象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者纷至沓来。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有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脏水能洗净衣服么？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对司法进行技术层面研究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些议论对于司法制度的目标——正义、效率等等——有很深切的关注，然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却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院成其为法院，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官成其为法官，都极少清楚地认识。于是，我们在法官选任的标准、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法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以及司法官员独特的伦理准则等方面都缺乏深长的思考，司法与行政等机构浑然不分，乃至以改革之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之间相互打架的状况乃是必然的。

　　这个集子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一些短篇文章、演讲以及访谈等，名字取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 １７８９－１７９５年在位）的一段话：“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环境里，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运送正义的有益方式。自己是学外国法制史出身的，又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不免在一些思考方面受到西方相关制度与理念的启发。在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人士看来，或难免乐观的普适主义者之讥。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只能从地方资源中寻找答案；有时合理的方案偏偏不是“土特产”。面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许我们不该太心急，毕竟西法东渐的时间尚短，混乱、冲突、规则实施中的凿枘不投，都是难以避免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写的自序）


论我国罚金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我国现行刑法顺应世界刑罚立法潮流，改变过去片面强调生命刑和自由刑的立法倾向，引入经济刑罚观，扩大了罚金刑适用范围，这无疑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罚金刑的数额、罚金刑的执行等方面规定过于原则，审判实践操作困难，明显存在罚金数额混乱，空判现象严重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对于罚金刑仅作了较原则的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犯罪，这是适用罚金的主要对象。2、经营利、贪财为目的的犯罪，大多数可适用罚金。3、 其他轻罚。在实践中，法官也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大小和犯罪情节来确定罚金数额的，这就造成了罚金刑的不平等和无法执行的后果。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今后的立法中需要不断完善。
一、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罚金数额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罚金的多少以犯罪情节来定，确定罚金数额的依据不明确。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罚金伸缩性很强，弹性很大，而每个审判人员的观点角度不同，造成了对同一类案件判处不同数额罚金的后果，突出表现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判处主型一致，所判罚金却很悬殊。如果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凭借主观判断、随意甚至滥用罚金刑，直接把收取罚金作为谋利的工具，就是适用罚金中的一种最可怕的腐败现象。当前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立法上赋予审判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又给其营造了一个谋取私利的温床 ，使权钱交易自然而生，再加上这些交易都是在法律规定中的阳光操作，很难打击。
2、罚金刑的滥用造成法律失衡。在审判实际中，法院和审判人员受利益的驱动，罚金会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适用量刑及自由裁量权时往往把被告人是否交纳罚金和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前提来考虑。被告人只要交纳了一定数量的罚金，其量刑结果可能是刑法所规定的最低刑或者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处罚，以罚代刑，至于其它条件，可以自由裁量。罚金适用不当的问题，违背了罚金的立法初衷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的被告人因主动缴纳了罚金，而人身刑相对较低，甚至出现同一案件中作案次数、金额相差不大的被告人，也因有无缴纳罚金而判处刑期不同的人身刑，有的则是因为一人缴纳了罚金，而其他人也随之受益。这样一来，刑罚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还会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和社会造成用钱就能买刑，有钱者就可以犯罪而不会被处罚的不良影响。对严肃的法律来讲，就失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使少部分犯罪分子到得了不应得到的自由，使刑法的惩罚作用减弱，可以说是纵容了犯罪，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制造社会危害因素。
3、罚金刑造成的亲属株连。犯罪人在犯罪前大部分为无业人员，或社会闲散人员，在犯罪后所得财物往往会挥霍一空，归案后根本不可能再有财物来缴纳罚金。对被告人判处罚金，一般应在判决生效后缴纳，由于交纳罚金在现实中会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于是犯罪人的家庭成员为了给其减轻处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被告人预先交纳罚金。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贫富差距，使得在同等数额罚金的人所承受的能力甚远，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的人来说，罚金是无所谓的，只要能从轻处罚，多罚也愿意。但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罚金却是沉重的痛苦和负担，这时其亲属因为害怕不能交纳罚金而受到严历的刑罚，就会极力借钱，变卖值钱的东西来缴纳。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出于父母的职责和关爱，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这就造成了一人犯罪数人担责的现象。
4、罚金难于执行，使罚金型有罚无实。只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收缴到罚金，那么将会使罚金根本无法再继续执行，因为犯罪人在服刑时无法执行，刑满释放后，法院又无法跟踪其去向。而且法院没有办法摸清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为了搞清犯罪人的经济情况，有的法官只能在法庭审理中对被告人进行询问，但这种询问根本没有效果，因为明知自己要坐牢的被告人，他不可能在被刑法剥夺了人身权时，再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即使能找到执行对象的也是无力缴纳，或缴纳数额严重不足，或隐慝财产拒不缴纳，致使罚金刑得不到执行，流于形式，使得缴纳罚金者感到吃了亏，未缴者暗自高兴，有失法律的严肃性。到最后法院的罚金执行案件只能中止或者终止执行，在社会上产生“坐了牢就可以不用缴罚金”的不良影响，以为坐一年牢就可以抵多少罚金。
二、我国罚金刑的执行现状
我国刑法大量规定了罚金刑，罚金刑适用率高达40％以上，虽然罚金刑越来越发挥着公正与效益兼容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现有条件下，社会成员存在贫富悬殊的差别，很难真正实现处罚上的平等，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必然影响罚金刑的执行。同时，由于我国罚金刑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实践的不足，使罚金刑执行工作陷入困境，影响了罚金刑的刑罚效果。从当前罚金刑的执行情况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罚金刑执行对象财产状况不明确，造成执行盲目性
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调查权，以致侦查伊始，司法机关不会着手调查行为人财产状况。案件一旦移送法院，法官对被告人财产范围一无所知，给法院裁量和执行罚金刑造成极大的盲目性。另外，根据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判处罚金只能以被告人个人合法财产承担，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缺乏明确的个人财产观念，个人财产与家庭共有财产往往混为一体，难以准确区分出犯罪分子的个人财产，如果犯罪分子拒不缴纳罚金，法院则很难对其个人财产强制执行。因此，我国无论是立法规定，还是人们生活习惯都潜在着执行对象财产状况不明确的弊端，以致罚金刑执行盲目性而被迫夭折。
2、罚金刑确定的罚金数额不平等，造成执行随意性
根据刑法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根据犯罪情节。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成员贫富悬殊，罪犯财产多寡不同，适用罚金刑不可能完全平等，对腰缠万贯的富翁处以巨额罚金，可能无关痛痒，而对饥寒交迫的贫民处以小额罚金，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当罪犯行为轻重相当，量刑情节相同而经济状况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罚金刑判决乃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审判机关在判处罚金刑时如果完全不考虑罪犯财产状况，可能带来两种不利后果：一是罚金数额相对于罪犯经济承受能力过多，罪犯无能力交纳而使罚金刑不能执行；二是罚金数额相对于罪犯经济承受能力过少，罪犯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难以起到判处罚金的作用。由于罚金刑数额的不平等和罚金刑执行的不规范，有些罪犯甚至有缴纳能力而故意想方设法逃避，在目前尚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导致罚金刑执行的随意性，许多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根本没有进入执行程序而不了了之，使应交纳国库的罚金成为法律上的“白条子”，大大影响了罚金刑的刑罚作用。
三、司法建议
1、完善罚金标准，强化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来明确罚金数额的多少和适用的范围，作出相应的制约措施。由法院内部、人大和检察机关对罚金刑定期检查，在发现适用罚金不当时，提出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如果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而且使人民法院对罚金的判决和收取与其自身的经费使用彻底脱钩，保证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不会因利益驱动而乱罚，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只有完善的执行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才是保证罚金型正确实施的前提，才能杜绝“乱罚”现象，保障司法公正性和公平性，体现出罚金型的真正作用。
2、建立罚金偿还制度。在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如果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可以安排其为社会做义工等有益社会的形式偿还，通过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来弥补国家在公益方面的投入不足。规定每周或者每月最少做一件公益事件，以此形式来折抵罚金，还可以教育罪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收取罚金后都要上交国库，作为财政收入支出，而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可以说是为社会作出贡献，虽然这种贡献不应有报酬，但也不失为一种手段，或许通过此形式社会将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如果在无执行能力的情况下，就对被执行人进行拘留措施，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也会使被执行人产生抵触情绪或“赖帐”心理。所以罚金以义务劳动偿还，即树立了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又有益于社会，使社会接受改造后的犯罪分子，也让其溶入社会。当然，偿还制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来确定，但目的就是为了罪犯危害社会后，用行动再服务于社会。
3、完善罚金刑减免执行制度。刑法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笔者认为，对于罚金刑的减免，一是必须在判决之后遭遇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确实不能缴纳全部或部分罚金的可以减免；二是必须由罪犯提出减免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人民法院调查核实后方能决定是否减免；三是对罪犯判刑后在一段时间内不具备执行条件的，可以裁定中止执行办法暂缓执行，待被告人刑满释放后有了经济来源再予执行，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应依法裁定免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