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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银行承兑汇票以其无金额起点限制、风险低、期限短、周转快等特点，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我国票据市场广泛流通使用。但由于票据市场工具品种单一，以及商业银行管理存在漏洞，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等地区，出现了众多专门以买卖银行承兑汇票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代理贴现为业的票据中介业务。对于票据中介行为的评价，司法机关存在罪与非罪两种截然对立观点。笔者认为，此类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一、票据中介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

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必要条件。因此，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必须首先对行为的违法性作出准确判断。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是依法可以转让的一种权利凭证。票据中介实施的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代理贴现行为，本质上是收取对价转让票据权利，而目前没有任何法律和国家规定禁止此类行为。根据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票据的生命在于流通性，票据背书转让越多其信用就越高，票据法鼓励票据转让流通，而不是把票据作为一种一次性的支付工具来规定，对票据转让行为不宜作法律上的否定评价。事实上，银行承兑汇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规范的是对银行环节业务出票行为、银行承兑行为、银行贴现行为的规范，而对票据流转的中间环节并无限制。

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票据流转过程中虽有“真实交易或真实债权债务”的要求，但其出发点在于要求汇票的背书转让取得要支付对价，不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的其权利受到限制(依票据法规定的继承、赠与、税收等事由取得票据的拥有不优于前手的权利，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这一规定中规定的“真实债权债务”的要求，事实上也承认了票据取得可以以金钱债务为对价。因此票据法的基本规定肯定了票据交易的合法性，票据交易归根到底是一种民事行为，行为本身无实质内容可言，故也谈不上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

二、票据中介行为本质上不属于相关规定中的“票据贴现”

现实中，票据中介经常打着“票据贴现”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银行的票据贴现行为。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1月修订)第4条第1款第(三)项将擅自从事票据贴现明确界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该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但我们认为，票据中介行为本质上并不属于该规定中的“票据贴现”。主要理由是:

1.票据中介的行为并未对票据的基础权利进行改变，也未改变票据的流通性，而银行贴现使得票据退出了流通领域，使得票据持票人对出票人本质上的融资关系变成了贴现银行对持票人的本质上的贷款关系。

2.根据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效力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34号)，银行的票据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行为，仅仅是票据权利的一种转让行为，和其他背书转让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银行的票据贴现，本质上和个人之间支付对价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并无二致，当时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支付结算办法》实施前认定办理贴现业务所取得的票据的权利问题，这也意味着银行在票据贴现业务上虽然有国家赋予的专营地位，但是银行和普通的票据流转人地位是一致的。

3.《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主要解决的是当时各种非法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成立的从事金融业务机构)泛滥的问题，和当前的非法金融活动的现状有明显区别，对于其中“资金拆借”行为没有人会认为构成犯罪，发放贷款的行为是否等同于放高利贷并且高利贷是否构罪都存在极大争议，除非法外汇买卖外，刑法均保持谦抑态度。因此，“票据贴现”虽然并列其中，但即使定罪，也只能在“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中寻找支持。

三、票据中介行为不应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支付结算办法》第6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依据该规定，似乎只要把使用票据解释为支付结算行为就可以把票据中介行为认定为非法行为，但笔者认为，票据中介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主要理由是:

1.《支付结算办法》要求的支付结算是资金清算，票据中介行为参与的只是票据行为的中间环节，还没有到最后的结算环节，不能认定为支付结算业务。尤其是银行对个人账户作为结算账户后，“结算业务”该如何认定尚需研究，把票据中介行为认定为人民币结算业务较为困难。

2.《支付结算办法》第五章规定的是“结算纪律与责任”，而非“支付结算纪律与责任”，这就意味着虽然《支付结算办法》对支付、结算均有相应的规定，但单纯的支付行为并非银行和往来经济组织之间的结算行为，因此也不受相应的罚则的约束。票据中介行为并未对票据权利本身产生影响，因此不应认定为一种结算行为，《支付结算办法》的罚则也就不适用于票据中介的行为。

3.《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25条第3项中增加了“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未经批准而从事银行专营的各种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业务的行为，通常认为该规定专指地下钱庄。而票据中介是把汇票当成商品而非支付工具，所实施的票据出票、承兑、兑付、贴现等均在银行完成，票据中介只是票据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简单把银行内部管理的结算概念套用至刑法上存在问题。

四、行政认定意见及批复不是“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以及公安部经侦局批复对票据中介“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函复意见，从行业内部的规范来说虽有一定分量，但却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也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需要指出的是，在办理一起买卖银行承兑汇票案件过程中，笔者专程走访了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相关负责人说明了就李某等人虚构贸易背景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再倒卖银行承兑汇票一案给公安机关回复的意见仅是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发表的关于个案的看法，后经咨询有关专家，其认为从银行业务的角度来看，单纯从事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不应该作为支付结算行为看待，因此不构成犯罪。

通过研究票据中介问题，笔者发现，近年来司法机关办理非法经营罪中出现了将不少中介组织行为随意解释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新的倾向。由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定性和范围并不明确，很容易成为新的口袋条款，使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了新的风险。法定犯的构成应坚持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双重违法性的基本原则，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慎重适用“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条款，尤其要避免对于行政主管部门没有监管，以及相关行政法规尚不予以规制的行为直接作为犯罪评价。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所谓证据交换，是指于诉讼答辩期限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以前，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通过推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或就证据交换进行实践与尝试，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证据交换的期限是否就是举证期限不明确。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是密切联系的，举证期限的确定也涉及证据交换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之日即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在审判实践中有可能发生举证最后时限与证据交换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因为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举证期限与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证据交换的时间必须一致，也没有规定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与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一致。如果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不一致，以哪个期限为准？这条规定有模糊之处。为了合理运作，实践中应尽可能统一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法院在确定证据交换时间时，最好将证据交换时间确定为举证期限的最后时间，否则当事人坚持在交换证据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据时，要予以否定就缺乏说服力。


　　2、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不明确。《若干规定》的出台，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实现公正与效率，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它标志着司法审判的中心将从法庭审判转向审前准备工作，案件的大部分审理工作都将在审前准备阶段进行。证据交换属审前程序的组成部分，审前程序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证据交换也已明确规定由审判人员主持。但主持审前的法官是否适用继续主持开庭审理程序，如果不予以分离，势心有“先入”效应，如果予以分离，让两者各司其职，则应谁主持审前程序？这些在〈若干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庭准备法官主持，有的由主审法官主持。在基层法院，证据交换一般还是由审理该案的合议庭成员主持。这固然跟我国现实情况有关，但如果审前程序的法官没有作好相应的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还得由审判程序完成，又违背设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初衷，故对此应有较明确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至少应明确不在立案庭和民事审判庭等业务庭从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主持当事人交换证据。


　　3、增加确定诉讼请求的内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直接影响着案件开庭的质量和效率，如果证据交换时能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对庭审有促进作用。原告有时因情况的变化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又存在反诉的可能，诉讼请求的变化相应引起证据的变化，这对证据交换制度是一种冲突。〈若干规定〉虽然对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反诉的的提出有规定，但如能在证据交换时确定，可以减少程序上的繁琐。确定的方式可采取直接询问的方法。


　　二、对证据交换制度的对策


　　1、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收到法院证据交换通知书后，存在有选择地提供证据或不提供证据的可能，仍然存在搞证据突袭。这种可能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当时没有这一证据不可能进行证据交换。二是当事人知道存在某一证据，但无法收集，或虽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人民法院没有收集。三是当事人有某一证据，但不提交进行证据交换。为了避免当事人不提供证据进行交换或搞证据突袭，应当推行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是指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证据失权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当事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证据失权制度有利于公平原则的落实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在法律上规定证据失权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能够为双方当事人创建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而证据在期限经过后失权效果的产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的突然袭击而导致一方不利的诉讼境地。


　　2、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应充分行使释明权。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具有权利义务合并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是一种法官为了明了原告或被告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加以引导的积极行为。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充分行使释明权，既可以有效确保实体判决之公正，又可以权大提高审判效率。如对请求权基础的释明。请求基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等原因，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错误，此时，法官不应予以简单驳回，而应予以释明后，由当事人再作选择。如果原告起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在证据交换时，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合同无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不告知原告，原告肯定败诉，如果法院告原告，原告就可以改变诉讼请求。还有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是当事人取得胜诉判决的基础。对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法院应注意加以引导，予以释明。此外法官在证据交换中还应注意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的的规则和程序，所出示证据的规格要求等。以及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主要是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对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者撤销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