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步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海防法律体系
（赵作明 zzmshandong@sohu.com）
谨以此文献给我热爱的伟大祖国，献给我热爱的法律事业！
由于占有资料和阅历有限，文中的不足甚至错误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基本概念
边海防，又称边防，一般认为，两者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作者认为，从人类认识的角度和国家安全学角度来讲，在概念周延上，前者比后者更科学、更合理。这从以下的表述中可以鲜明地看到。《辞海》把边防解释为：“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在边境地区所采取的军事措施。”1997年版《军语》把边防定义为“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敌入侵，在边境地区进行的防卫和管理活动的统称”。有著作将边防定义为：“边防是国家为保卫领土主权完整与安全，防御外敌入侵，维护边境秩序、增进睦邻友好，保障边境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陆、海、空的边缘地带实施的防卫、管理和建设活动”。有著作将边防定义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促进国家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维护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陆疆、海疆和空疆的边缘地带所实施的建设、防卫和管理措施”。另在一些著作中，将“边防（陆地边防）”、“海防”、“空防”分别进行定义。在理论和实务结合方面，作为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权力部门，国家边海防委员会对其定义如下：边海防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古代边防的基本含义为“边陲之戍，用保封疆”。基本功能是保卫国家疆界安全。现代意义上的边海防是指：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海洋权益，防御外敌入侵，保持社会稳定，在边境、沿海地区和海疆实施的防卫与管理活动的总称。另外，作为对概念科学性的回应，国家将 “国家边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边海防委员会”。
世界各国对于“边（海）防”概念基于国情表达各异，但基本含义是相同的，与我国的相关概念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都是强调对边海防前沿（包括海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而采取的不同于内陆的关联措施，而且，突出关联措施的军事防御性。这可以通过各国的边海防管理立法和相关政策性报告中清楚看到。此外，在有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军事理论界至今尚未形成“边海防”概念。
作者认为，“边海防”比“边防”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周全。从另一个层面讲，从“边防”到“边海防”，也反映出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出国人由“陆”向“海”，海陆（当然及于领空）并重，建设陆地大国和海洋强国的迫切愿望。如何确定基本或核心概念，尽管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却是事关理论构建的关键所在。就本文而言，考虑到以信息化为表现，以精确、纵深、高强度打击尖端武器为载体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给各国防务带来的空前影响，考虑到边海防管理、建设的系统性，并考虑到既有概念和认知，作者倾向于将边海防定义为：边海防是指一国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有效维护本国陆地、海洋及其以上领空权益，维护本国公民在世界范围之利益，防御外敌入侵，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际交往，整合各种资源，在本国边境、沿海地区和海疆范围以及商定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实施（部署）的防卫、管理和建设等活动（措施）的总称。边海防法律制度建设，就是依据本国根本法和国际公约、条约为实施上述防卫、管理和建设等活动而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
通过上述相关概念解析，可以将边海防的功能概括如下：一是防卫功能，这主要从政治和军事安全角度看，而且这种防卫越来越同时表现为对内对外的。比如，就我国而言，在边境地区的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任务具有双重指向性。二是促进区域发展功能。只有在边海防地区实施全面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效实现“固边”之目的，如果边海防地区的经济发展得不到保证，这对于有效实现国家在边海防地区的安全管控、对于国家整体的安全管控是不可想象的。三是促进对外交往功能。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发展战略和防卫的有效性，需要借助于对外扩大开放和交流，增强政治和军事领域特别是制度上的互信来实现。反之，没有安全的防卫体制和能力，就无法实现对外的正常交往。四是促进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功能。由于边海防地区多为两国或多国相邻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加之各国对该地区在通行、居住、生产作业等方面实行特别的控制措施，文化和生态（生物）多样性保存较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多样性的生态，这对世界文明的保有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边海防与国防之辩证关系。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边海防应当是国防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结论来自于对地理要素和人员装备要素的比较分析。首先，边海防地理位置多在沿边沿海（包括海域）；其次，边海防武装力量（包括准军事的执法力量）仅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有其特定的比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相关问题。思考一：关于边海防的功能性研究，如上所述，反推过来，如果不设置边海防，那么，保持其他国防力量有无必要？边海防对内对外的双重指向性与国防本身的对内对外的双重指向性能否重合，是不是一回事？思考二：现代军事科技变革情况下，面对高科技武器纵深、精确打击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形式上的“边海防”和实质意义上的“边海防”？思考三：作为战略武器力量，核武器及其部队的地位和部署位置，是否使得区分边海防和国防本身困难起来？思考四：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上的共融和交织使得国家利益构成泛化，有效保卫既得利益和将来利益的国家特征，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着边海防和国防概念？或许，正是上述情况的存在和理念上的差异，才使得像美国这样的军事和政治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没有将注意力停留在“边海防”概念上，而是将防控能力想尽办法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那末，鉴于上述情况，能否在精确边海防基本概念的同时，将广义上的“边海防”视为“国防”，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正如上面叙述表达的一个逻辑起点：之所以建立建设国防，建立建设边海防，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又称国家需求，即是国家想要的东西，这其中既包括主观想要的东西和客观需要的东西。除去各自的表达有所差异外，这是目前理论界和政治界大家的共识。国家需要什么呢？一是安全，也是首位的，包括内部的安全和外部的安全。这种安全又可以推演出政治的安全、军事的安全、经济的安全和文化的安全以及更深层次生存权等；二是发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得以保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其自身的地位就无法自保，无法不受制于人，包括安全本身，如果没有在不断发展基础之上的强大的综合国力来保障，就根本无法实现安全；三是尊严，这是国家人格化的表现。有时候，一国对于尊严的要求，在主政者行为和国民舆论的影响下，可能表现得极为重要，甚至压过一切其他利益（尽管有些时候历史证明这种所谓的“尊严追求”是非理性的），而对于尊严的追求和态度以及行为，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国家认可度和交往。四是具体的国内个体利益。一个国家得以建立、维护和发展的基点和动力主要来自国内个体。如果这些个体的根本利益得不到维护，那么实现国家利益就等于是一种空话，甚至是一种政治欺骗。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表现为在国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在国外，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为什么诸多国家甚至一国主政当局内部在实践中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有那么多的差距，往往无法能够达成一致呢？现实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路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一国秩序内的利益追求有着巨大的差别，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使得普遍的国际主体之间无法就利益冲突轻易达成具有强制力的妥协，而一国主权范围内一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际主体之间往往在效果上最终表现为利益妥协呢，无论经历了多么长的时间，比如中美之间自1949年至1979年近30年的敌对状态。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路径：基于人性的共同点，基于民主自由的同一性（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此的分歧大大存在），基于对抗的“互伤性”，基于各种信息力量的互动，基于一种自然平衡法则，最后，基于各国人民特别是其领导人的理性，相关国际主体之间达成了“妥协”，以便实现各自认为的“双赢或多赢”。当然，这种和平妥协不是全部的。当利益认同和平协调机制被认为用尽之后，形势便发展成为战争，并通过血与火实现“利益妥协”。一般而言，理想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建立在平衡他国利益，并遵循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正确、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准确、充分占有分析关联信息的情况下，由一定数量的理性人以民主的方式做出。
边海防、国防、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概念，其实不止这些，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其积极互动的结果就构成了我们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界定它们的科学概念、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如何正确评估相互间的影响，及其活动的意义，如何保证关联问题研究的开放性，是一项十分艰巨但蕴含着巨大价值的工程。本部分的初步探索，视为这个工程的一部分。
二、边海防管理国内外立法情况
关于边海防或涉及部分边海防管理的规定，国内，除去《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外，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央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国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6、《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部分条款
9、《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部分条款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18、八届人大十九次常委会通过的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决定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22、《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
23、《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
24、《台湾渔船停泊点边防治安管理办法》
25、双边或多边条约、协议
26、相关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7、沿边省区制定的边境管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28、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29、此外，具有执行力的内部文件。
国外（以主要和周边国家为例）立法情况：美国尽管没有统一的边海防法律，但其独特的军事和政治体制以及完善的立法弥补了上述不足，并通过《美国法典》、《移民和国籍法》《海岸警卫队法》、《国土安全法》、《外大陆架土地法》、《海岸带管理法》和《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等法律法典密合了边海防管理事务。其中，《移民和国籍法》以及联邦法规的第8部分（即外国人和国籍）和第19部份（即海关）是陆地边境管理的法律和法规。海岸警卫队和美国海军共同管理海洋防务。“9•11”事件后，对于如何有效加强陆地边境安全的防控，防患于未然，美军理论界也因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防务构想并正在努力通过立法进行推动，即在美军陆、海、空、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之外，仿效海岸警卫队建立第六支军事部队（严格意义上为准军事的）——美国边境警卫队(USBG)，主要承担目前美国边境巡逻队的任务，并接管移民规划局和海关总署的部分职责，与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一起，构成严密的立体防护体系。印度政府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边境管理法律，而是将有关法规纳入国家整体法规之中。边境管理在中央一级由内政部负责，陆地边境的各项管理主要由内政部下辖的边境保安部队、阿萨姆步枪队和印藏边境警察具体负责，上述部队依据《边境保安部队法》和《边境保安部队条例》行事。其他国家的统一立法有：《俄罗斯联邦国界法》、《俄罗斯联邦安全法》、《俄罗斯边防法》、《加拿大国际边界委员会法案》、《德国联邦边防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界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守卫国界条例》、《蒙古国国界法》、《吉尔吉斯共和国国界法》、《越南陆地边境管理规定》、《越南国家边界法》、原《捷克斯洛伐克国境保卫法》和原《南斯拉夫入出国家边境和边界地区行动法》等专门的边防法律或法典，并与其他出入境管理、外国人管理和护照制度等法律或法典相配套，建立健全了边防海防法律制度。
在上述边海防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往往以一两部主要的法律法规规定边海防管理所涉内容，其中，主要是依法明确边海防区域的划定（包括进一步授权具体权力部门划定）、各部门的职权、边境地区的联动、强制性管理措施和具体的救济途径等。边海防管理是在法律下的控制，而不是形势政策或内部规定主导，这是检验一国是否实现边防管理法治化的最为重要的标志。
综上比较分析，我国目前的边海防立法还是零散的、非体系性的，而且缺少主干法的支撑。全国至今没有一部《国界法》和《海洋防务法》，边海防区域的划定、边境地区一线勤务的分工和海洋防务的分工尚属内部政策调整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年）》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年）》的通知
法〔2011〕1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积极开展好2011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的活动，深入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的力度，充分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我院决定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年）》。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年）》全面回顾总结了人民法院2010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彰显了我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决心和信心。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对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切实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不断开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新局面而努力。
特此通知。
二○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年）
前 言
2010年，人民法院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大有力监督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知识产权审判职责，大力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积极主动服务大局，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知识产权审判任务，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
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有新进展
2010年，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始终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重视研究知识产权案件呈现的新特点，突出审判重心，创新审判方式，加强监督指导，集中精力审理案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水平，公正高效审理好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覆盖所有的知识产权法律领域，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及刑事审判的职能得到全面发挥。知识产权案件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不断增多，涉外案件不断增多，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等。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发挥。2010年，人民法院以贯彻实施侵权责任法、新修订的专利法及其司法解释、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为契机，围绕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加强专利保护；围绕促进自主品牌的形成和品牌经济的发展，加强商标权益保护；围绕促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加强著作权的保护；围绕完善市场结构和维护公平竞争，加强竞争案件的审判；围绕营造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加强平等保护。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继续迅猛增长，司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渠道作用更加明显。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2931件和41718 件，比上年增长40.18%和36.74%，新收一审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到794801.33万元。其中，新收专利案件5785件，比上年增长30.82%；商标案件8460 件，比上年增长22.50%；著作权案件24719件，比上年增长61.54%；技术合同案件670件，比上年下降10.31%；竞争案件1131件（其中垄断民事一审案件33件），比上年下降11.78% ；其他知识产权案件1966件，比上年增长14.17%。全年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369 件，比上年增长0.59%；审结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78 件，同比上年下降21.25%；审结垄断民事一审案件23件。全年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6522 件和6481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2.13%和18.01%；再审案件111件和109件，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87%。最高人民法院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13件和317件，其中新收申请再审案件198件，审结206件（含旧存），切实维护了全国知识产权司法的统一。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结案率从2009年的85.04%上升到2010年的86.39%；上诉率从2009年的48.82%上升到2010年的49.65%；再审率从2009年的0.33%下降到2010年的0.27%；上诉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从2009年的6.00%下降到2010年的4.57%。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审限内结案率由2009年的97.38% 上升到2010年的97.93%。
有效发挥诉前临时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独特作用。2010年，人民法院准确把握诉前停止侵权和诉前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依法稳妥地裁定采取措施。全国地方法院依法慎重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共计55件，裁定支持率89.74%；受理诉前证据保全申请案件294件，裁定支持率97.46%。注意依法积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切实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案件126件，裁定支持率97.41%。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涉台知识产权审判中慎用诉前禁令等措施，帮助台湾企业实现“软着陆”，做到“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形象、不影响稳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人民法院审理的不少案件，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还涉及到相关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价值判断和司法导向问题。这些案件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当前知识产权案件影响力大、审理难度大、法律适用争议大、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如伊莱利利公司诉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王群诉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程润昌诉龚举东等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陈建诉富顺万普印务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微软公司诉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诉（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诉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等侵犯技术秘密纠纷案、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林金山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等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华润矽威科技公司诉南京源之峰科技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等。
知识产权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依法行政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2010年，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收结案数大幅上升，主要集中在商标行政案件。全国地方法院新收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590件，同比上升25%；审结2391件，同比上升21.31%。其中，新收专利案件551件，同比下降17.51%；商标案件2026件，同比上升47.23%；著作权案件2件，同比下降 50%；其他案件11件。最高人民法院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行政案件60件和56件。商标行政案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案件大幅上升、评审案件起诉率升高以及商标评审委员会集中清理积压案件等。在审结的案件中，维持1776件，占74.28%；撤销330件，占13.80%；撤诉162件，占6.78%；驳回诉讼请求87件，占3.64%；驳回起诉30件；移送4件，以其他方式结案1件。
一审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大幅上升，共计1004件，占知识产权行政一审结案的41.99%。其中，审结涉外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815件，涉港案件98件，涉澳案件11件，涉台案件80件。
二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394件，审结240件，其中维持原裁判206件，改判20件，发回重审1件，撤诉9件，驳回4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有日本本田技研株式会社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安徽杏花村集团有限公司“杏花村”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等。
知识产权刑事审判惩治和震慑犯罪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2010年，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增幅较大，全国法院新收一审案件3992件，同比上升9.58%。其中侵犯知识产权罪1294件（假冒注册商标等侵犯注册商标案件1153件），同比上升26.99%；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案件中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596件，同比下降6.73%；非法经营罪案件中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2078件，同比上升6.62%；其他案件24件。
全国法院共审结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一审刑事案件 3942 件，同比上升7.7%；判决发生法律效力6001人，其中有罪判决6000人。在审结案件中，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的案件1254件，生效判决人数1966人，同比分别上升24.53%和22.49%；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处案件609件，生效判决人数926人；以非法经营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处的案件2054件，生效判决人数3068人；以其他犯罪判处的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25件，生效判决人数41人。在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的案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的案件585件，生效判决人数1028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决的案件345件，生效判决人数459人；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182件，生效判决人数253人；以假冒专利罪判决的案件2件，生效判决人数3人；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决的案件85件，生效判决人数142人；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决的案件5件，生效判决人数10人；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的案件50件，生效判决人数71人。其中刘兆龙假冒注册商标罪等案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强化案件调解，注重矛盾化解。人民法院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在案件审理中，坚持合法自愿原则，对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案件，首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注重规范调解工作，正确处理调判关系，对不宜调解以及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作出裁判。坚持在拓展调解领域、规范司法调解程序、注重调解质量和提高调解效率上下功夫。
2010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诉讼调解工作朝制度化、规范化、理性化方向发展，诉讼调解工作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平均调解撤诉率达到66.76%，同比上升5.68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法院成功调撤知识产权疑难案件24起。如法国拜尔农科股份公司诉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外专利侵权案、西安强生公司与上海强生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等，这些案件的成功调解不仅使当事人满意，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上海、天津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调解的指导性意见。广东、河北、四川、河南、广西、贵州等地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不断探索和总结出了一整套规范化的调解方法。
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公信。人民法院坚持“阳光司法”，通过公开确保公正。进一步明确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必须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法，创造性地通过新闻发布会制度、法院开放日活动、网络直播等多种方式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透明度，促进了知识产权审判的公正，规范了知识产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赢得了知识产权司法的公信力，真正做到“阳光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在“12·4”公众开放日首次选定旁听知识产权案件庭审。湖南省法院系统建立人大代表旁听庭审和庭审网络直播长效机制，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旁听知识产权案件庭审。辽宁省法院系统普遍配备了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知识产权审判法庭，将庭审互联网直播进行常态化管理。福建、云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以及福州、昆明等地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网络直播让更广泛的民众能够及时了解知识产权案件的庭审情况。
推出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制度，全面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首度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白皮书（中英文），在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进行简要介绍的同时，全面回顾总结了人民法院2009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充分展示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决心和信心。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国内外全面公开介绍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是人民法院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天津、重庆、山东、广西、四川、甘肃、河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09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09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蓝皮书，这些白皮书（蓝皮书）的公布对当地的知识产权审判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让全社会了解知识产权审判，接受社会的检验和监督，确保知识产权司法的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继续办好“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的同时，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子网站” 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正式开通，这两个网站成为人民法院司法保护知识产权成果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通过这两个网站，社会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动态和信息。截至2010年底，已经有41696份生效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通过“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公开。各地法院继续通过地方法院网及时公开各类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信息。
二、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产权司法需求，
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有新突破
2010年，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能动司法理念，找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紧紧围绕国家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继续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
始终坚持知识产权能动司法理念，积极服务国际国内大局。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之后，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妥善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保障和服务推动自主创新，加强对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促进自主品牌的形成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维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文化创新，繁荣文化市场等。
2010年2月，为积极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知识产权审判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深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减弱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4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洛阳召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认真研究部署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明确新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会后，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当地工作实际，迅速召开会议部署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为确保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顺利开展，人民法院积极主动为这些重大活动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障和服务。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专门调研组，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就世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进行调研，指导相关地方法院妥善审理相关知识产权案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专门的关于审理涉世博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明确涉世博知识产权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制定了知识产权审判服务保障世博工作方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亚组委及其法律顾问单位举办“加强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座谈会”，全面了解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需求，并就加强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司法建议。
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国务院组织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加强与检察、公安、工商、版权、海关等部门的合作，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司法建议工作，为其他部门更好地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参考。如山东、湖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网络环境下公证保全证据的司法建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发现一些外国企业有将知识产权作为遏制竞争的商业工具，打压、遏制中国同业竞争者的现象，向相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提出应加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建设，建立知识产权涉外应对和维权援助机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如何保障和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具体意见，明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定位及重点领域。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专门意见，指导全省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紧密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展。
积极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意识，继续抓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关于人民法院工作的贯彻落实，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进一步优化。
稳步推进由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即“三审合一”）的试点工作。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座谈会”，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开展“三审合一”试点法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批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佛山市、中山市两级人民法院以及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开展“三审合一”试点工作。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49个中级法院和42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
继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配置。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全面调整和统一明确了各级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在严格控制技术类案件和驰名商标案件管辖权法院的同时，适当增加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鼓励中、基层法院开展跨地区划片集中管辖，探索指定部分基层法院管辖部分专利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开展试点审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件。至此，已有两个基层人民法院开展了审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件的试点工作。截至2010年12月底，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为76个、44个、46个和41个，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达到101个。
相关地方法院根据司法改革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细化方案，切实抓好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试点工作以及审判工作。如浙江、内蒙古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检察院、公安厅协调，就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试点工作中刑事司法保护问题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创新，努力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水平。针对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建立和完善司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等相关诉讼制度，同时鼓励与指导有条件的法院在专利等技术性案件审判中积极探索开展技术调查的有效方式和具体做法。
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签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合作备忘录，为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加强合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操作平台，建立最高人民法院特邀科学技术咨询专家库，袁隆平、钟南山等11位两院院士受聘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科学技术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发挥科技专家在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宏观政策咨询、提供案件科技专业问题的智力支持和协调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作用。该项措施作为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标志着人民法院在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江苏、青海、河北、浙江、广西、山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案件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建立技术专家咨询库，试行专家陪审员和专家证人制度，这些机制和制度的建立在解决专业技术难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尝试建立知识产权审判的保密令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问题，解除当事人维权的后顾之忧。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力度，打造“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平台。人民法院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为契机，努力打造“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平台，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立体、多视角地广泛宣传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知识产权法官的风采，努力树立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2010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首度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白皮书（中英文），发布了200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例和50件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重要知识产权司法文件，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签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合作备忘录等。全国地方法院也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在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上狠下功夫，既注重宣传的内容，又注重宣传的形式，既重视发挥传统宣传方式的作用，又注意新型宣传方式的利用，既发挥中央媒体的作用，也发挥地方和国外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台、电台、广播、网站、书刊、标语等载体，组织法官大力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大意义、司法政策和所取得的新成就，对于社会公众提高知识产权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江苏省法院系统成功举办了江苏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暨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平衡研讨会，出版《创新与发展——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五年成果集》、《辉煌的历程美好的未来纪念画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回答了来自40家境内外新闻媒体中外记者的提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科技与法律》媒体合作，开辟宣传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专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在活动期间，发放知识产权知识问答卷6000份，展出展板60多块。海南、西藏等地法院也都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宣传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就。
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2010年，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国际眼光，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注重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国际形象。通过外事活动，积极回应外方的关注，澄清有关误解，宣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就，维护国际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派员参加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中美商贸联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中瑞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积极参加中欧知识产权项目二期的有关活动，全面展示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取得的成果，表明中国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立场和决心，维护国家利益。人民法院继续通过中美、中欧、中瑞（士）、中俄、中日、中巴等之间的对话及专门的知识产权工作组机制和日本知识产权官民联合访华团等渠道，加强经贸领域的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官共接待日本、美国等高层代表团近百人来访，同时在全国法院系统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优秀法官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进行考察访问，选派法官前往这些国家进行培训和交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待了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成员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与他们就感兴趣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行了深入交流。
三、统一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尺度，
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有新推进
法律适用统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在要求，是司法公正和权威的必然体现，是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2010年，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统一，抓准影响裁判公正和司法标准统一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进一步健全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切实维护知识产权司法公正和统一。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政策调控，规范知识产权审判裁量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类知识产权的不同特点和保护需求，明确了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和宽严适度的宏观司法政策，进一步明晰和细化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政策并通过各种方式保障知识产权案件司法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有效地发挥了司法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推进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和统一性。
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若干司法审查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该意见明确了相关法律界限，统一了司法标准，对于人民法院正确履行司法审查职责和规范商标授权确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做好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该通知针对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明确了该类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具体标准，对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著作权，有效制止侵权行为，促进信息传播和规范传播秩序，推动相关互联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及时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典型案例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重要示范作用，将典型案例的挑选和推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努力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效化建设。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在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已有最终结论性意见的典型知识产权案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挑选出其中的37件典型案例，总结出典型案例裁判文书中已经明确的44个典型法律适用问题，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向社会集中公布。发布年度报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自身审理的典型案件的集中展示，是创新审判指导方式的探索和尝试，也是推进司法公开、接受各界监督的重大举措。发布2009年度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示范效应。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覆盖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诉讼领域，包含了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等几乎全部知识产权案件类型。这些典型案件生动地向社会展现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维护权利人合法利益、合理确定权利界限的职能作用，有助于社会公众提高知识产权法治观念，推动了自主创新和诚信守法的竞争文化的形成。全国各地法院通过不同形式评选出当地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天津、重庆、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四川、黑龙江等地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当地的十大典型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典型案例指导制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专题调研，注重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质量。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以调研促审判”理念，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判调研工作，为出台高质量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请专家讲课、举办法官论坛、实地考察、撰写调研报告、出版书籍等形式不断提高调研的水平，注重成果转换。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相关法院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广泛的专题调研活动，及时有效地研究解决了司法实践出现的突出问题，加强了对新类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调查研究。重点开展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司法保护、专利授权确权案件审理标准、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的调研、未经行政许可的境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网吧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十二五”期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研究、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知识产权行政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相关问题等多项调研，通过调研活动充分了解和掌握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现状和动态，形成了丰富的调研成果，在调研充分成熟的基础上适时出台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其中对未经行政许可的境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网吧的著作权侵权问题以及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审理标准在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专门性的审判指导意见。各地法院也形成了一批有审判指导价值的调研成果。经过多年的养成，注重研究和加强学习已经成为知识产权法官的职业素养。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与其他部门共同主办“纪念《著作权法》颁布20周年暨著作权保护基础理论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理论研究》（第二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版《知识产权经典案例》（第5、6卷）及《网络著作权经典案例》三部专著。
拓宽知识产权审判业务指导途径，切实履行知识产权审判业务指导职责。2010年，上级人民法院不断拓宽知识产权审判业务指导途径，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司法文件、出台指导性意见、开展专项调研、召开专业会议、进行专题培训、创办内部刊物、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多种形式，切实担负起了对下级人民法院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业务指导的职责，统一了知识产权司法裁判尺度，规范了知识产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确保了知识产权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总结申请再审案件的审判经验，归纳全国法院在审判中出现的问题，就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下指导。对类似案件进行研究协调，指导相关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进行专项规范，深入开展认定驰名商标案件的评查，驰名商标司法保护步入规范化轨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指导性司法文件，明确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的若干基本原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优秀知识产权审判法官到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巡回讲座。湖南、宁夏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建立系列案协调解决机制。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上下级法院的联系报告制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编辑《2005—2009年天津知识产权审判大事记》以及《天津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黑龙江、山西、甘肃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编写了知识产权审判指导等方面的书籍。
四、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
知识产权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有新提高
队伍建设始终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2010年，人民法院紧密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实际，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培养广大知识产权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高素质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始终注重在提升知识产权司法能力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的司法能力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2010年，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地将业务学习和培训作为提升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司法能力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注重对法官专业知识和审判技巧的提升，深入开展学习型审判庭建设，加强审判管理，完善健全学习和培训制度，注重培养一批专业型、专家型法官。切实将基层基础建设尤其是基层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基础建设作为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抓紧抓好，在业务培训中，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举办会议研讨和培训班等措施以外，高、中级人民法院也担负起了业务培训的责任，创新专业法官培养方式，增强业务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采取集中培训、上下对口交流、庭审观摩、案件评查等各种形式加强审判指导工作。知识产权法官不断加强自我学习，不仅注重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新知识，上级法院的司法文件和典型案件裁判，还注重学习科技基础知识。不少法院特别是案件压力较大的法院，注意将具有理工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充实到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了两期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务培训班，近200名知识产权法官参加了培训。不少法院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标兵、办案能手评选活动。江西、青海等中西部地区法院组织法官到东部发达地区观摩学习、跟班学习。上海、湖南、广东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等知识产权专门机构建立人员长期交流机制。重庆、山东、广东、河北、新疆、内蒙古、广西、辽宁等地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法官的培训。
始终注重在改进知识产权司法作风上下功夫。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公信力。2010年，人民法院继续深入推进司法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观点教育，树立司法为民宗旨，增强知识产权法官的群众观念和意识，保持优良作风。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法官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团体等活动，充分听取知识界、新兴产业界、企业界、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关于改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山东、江苏、辽宁、四川、内蒙古、贵州、黑龙江等地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企业联系，了解行业发展的情况，提高企业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意识。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援助中心，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免费的咨询、建议等服务。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和平区六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创建巡回法庭。广大知识产权法官努力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切实履行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深入学习“群众信服的好法官”陈燕萍、“时代先锋”全国优秀法官龙进品等先进典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荣获“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先进集体”称号。
始终注重在促进知识产权司法廉洁上下功夫。司法廉洁是司法公正的职业道德保障，事关人民司法事业兴衰成败。2010年，人民法院继续强化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廉政建设，制度监督和道德约束并重。进一步强化司法廉洁教育，采取更加有效的形式，避免机械说教，集中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拒腐防变意识。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及各项反腐倡廉制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强化监督制约，积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努力促进司法公正廉洁，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结束语
2011年是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将在迎接挑战中紧紧抓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人民法院将始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突出执法办案这个重点，强化队伍建设这个根本，继续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知识产权审判权，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事业再上新台阶，为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更加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