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对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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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对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对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报
1952年8月2日，最高法院、司法部
各大行政区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各省市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
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很好。该院在清理积案中贯彻了司法改革的精神，并有所创造，特通报各地参考。
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
一、积案清理情况
三反结束后，本院积案已达748件（三反前积压531件），除部分办结案件及已决定发交给各地结合“三反”、“五反”处理者外，实有积案704件，讲刑事381件，民事323件。刑事多于民事。刑事中以杀人案件最多，有239件，占全部刑事积案的68．48％，这次清案工作，从5月29日开始，历时半月，至6月12日胜利结束。参加清案人员共74人（除本院审判员、书记员及部分行政人员外，有中央侦察组6人，妇联3人），直接办案者49人，实际办案8天，共清结了刑、民案件649件，基本上完成了清案任务。平均每人每天办1．66件，比较过去每人平均每两天办案一件，工作效率提高了3．3倍，打破了本院每一同志办案的历史记录。
二、贯彻机关群众路线，坚决与旧法观点作斗争
解脱旧的思想束缚，放手发动群众，是这次清理积案取得成绩的基本关键。一开始我们对清理积案就作了充分估计，三年来陷于清理积案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已为多数同志所不满；如果墨守成规采用旧一套的办法，势必形成边清边积而不能自拔，同时接受了中央及北京的先进清案经验，根据这一特点和条件，我们即确定了必须“坚决的从旧的不合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新的方法，通过清理积案，批判旧法观点与旧作风”，并必须贯彻领导与骨干相结合，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针。首先，组成了清委会，在清委会集中领导下工作。一方面做到通力合作，机动用人，凡能办案者办案，以及院、部长手到、脚到、眼到，深入庭组，直接与群众见面，亲自参加小组评议和阅卷审核判决；另一方面贯彻与掌握了集中评议与专案专办相结合的层层负责制，对案情简明的案件，用专人专办的办法，较复杂的案件均交评议，有关政策重大案件，须送清案委员会讨论核定。专案专办的案件，又与同志互助、小组长审核相结合，防止了产生草率现象。改革了过去审判员办案必须过三关（组、庭、院），书记员办案必须过四关（再加审判员一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风。经验是上下直接通了气，随时解决了问题，教育了干部，充分发挥了机关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收到机动用人、凡能办案者办案，大生产方式的工作效果。
同时在工作中及时揭发与批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均”、“契约神圣不可侵犯”“权利义务平等”、程序观点、三审是“法律审”等严重的超阶级与机械的法律观点及旧作风，提高了干部政治水平业务水平，涌现了一批新的能办案的干部。铁的事实证明：过去积案不能自拔的症结，不是干部少，而是旧法观点旧作风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在这一初步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不仅可以做到无案可积，而且一定会腾出手来去搞中心了。这就是我们此次清理积案最重要的收获。
三、改革旧的判决形式，解放新的力量
过去本院判决写法所受旧影响很深。一件判决，总是三段论法，洋洋千言，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言之无物，写一件判决比看卷花费的时间还多。本院在这方面一向有“何派”、“孙派”之称（孙、何均系旧法人员），甚至一部分新知识分子，亦奉何、孙为“大师”，马首是瞻。因而束缚了不少积极分子的创造性、积极性，这也是少数人办案多数人不能办案的一个重要症结。因此如何改革判决形式，解放生产力，也是新旧思想斗争的重要一环。事实证明，只要立场明确，有群众观点，能分析问题，文字通顺，就可动手；只要领导放手，也就能发挥群众创造。过去（是单纯旧法技术观点）认为除了审判员能办案外，书记员以及行政干部、工农干部都不能办案（即不能写判决），这种不符合“条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的，所谓办案能手（即能写判决）何宪章、梁仁杰等这次办案最慢，旧法原形毕露，一向被看作所谓不能办案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仅能办，而且办得不坏，有力地打击了所谓审判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化的旧法观点，解放了大批生产力。
四、采用量刑排队办法，重视量刑政治效果
过去我们是孤立办案，孤立量刑，就事论事，就事量刑，一般是不问地区实际情况，不大问量刑政治效果。这次积案数量甚大，又是集中处理，在刑事中（1）杀人案比较重大，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问题。因此，如何做到有分析、有分别、以体现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政策原则，并通过有分别的量刑体现政策贯彻政策，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首先，根据犯罪性质和情节分类排队，结合地区排队。从类型排队中发现了全部杀人案件中，以婚姻杀人为最多。其中封建压迫与妇女争取婚姻自由而杀害的91件，奸情谋杀者135件，虐待致死者33件，堕胎致死者4件，图财害命者69件，过失致死者9件。图财害命者以皖北地区为多，皖北又以宿县、阜阳为多。干部干涉婚姻者以浙江金华为突出，谋杀往往是男子主动，在35件谋杀中妇女单犯杀人者仅2件。从排队中找出规律，找出特点，联系地区政治情况，掌握宽严尺度来量刑，那就比之就案论事，就事量刑有把握多了。其次，量刑与具体情节相结合。即同一地区的若干案件犯罪性质相同者，要分别主犯、从犯、犯罪时间（前后远近）、地区（进步、落后）、年龄（青、壮、老）、成份（历史好坏）、动机、手段、坦白程度、民愤大小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附带条件差者从严，好者从宽：一个地区同样类型案件过于集中者从宽，有代表性者从严，宽严准确明显。这样从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在少数从严、多数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的原则下，就可以避免孤立量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漫无标准的现象。
为了执行时便于结合运动，又试行三审判决（包括复核）发交省院核对办法。这就是把判刑的杀人案件（重点是死刑），采取通过省院核对与组织执行的办法。省院如发现错判，或地区情况不适合者，还可送回重新改判。至于何案何时执行，亦由省院通过领导有计划地结合运动执行。这就从孤立办案，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情况下（客观上地区广阔，案件分散，不可能件件就审），初步的摸到了联系实际、联系政治的一些方法，打破了所谓“终审判决即错判也不能变更”的神秘性。
五、有调查、有研究、有准备的为政治为运动而服务
人民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道路，根据我们的体会，肯定是行得通的。土改、镇反等人民法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拿最近省县报告来看，在这方面有着很多创造和经验。福建省闽南县17个干部（有妇联）以一个月时间，用群众诉苦、教育乡村干部、处理典型与集体调解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700余件悬而未结婚姻案件，全省张贴了几个死刑（有代表性的）大布告，作了广泛的宣传，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震动了全县、全省，推动了该县征粮工作的胜利完成。最近屏南县清理积案工作，采取了有领导有计划地通过典型案的恰当处理，打击了土改后的破坏土改恶霸分子，及烧毁山林的违法分子，解除了农民的生产顾虑，保护了山林，收到了为生产运动服务的良好效果和经验。这就说明了只要我们善于从实际出发，面向政治，面向群众，则完全能够取得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与群众的拥护。那么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方向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根据现有的经验，这个类型，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
浙江黄岩县，以5个干部（3个法院干部，2个妇联干部）一个月时间，巡回了宁溪、乌岩、头陀、金清、新桥等8个区。通过发动群众，培养典型，座谈讨论、集体调解和集体判决的办法，处理了168件婚姻案件（判决只36件）。由于他们用群众工作方法与群众直接见面，密切联系了群众，就解决了压而未决的问题、贯彻了政策。从效果上看，由于面对群众，政策法令也就为群众所掌握。因而解决的案件切合实际，合情合理，不服上诉者仅5件；相反的居仙县自嫌人少，坐在机关孤立办案，结果边清边收，积案累累。据台州分院报告，1至4月份152件婚姻上诉中，居仙县占66件，为全数43％强。一个是以群众工作方法，面对群众；一个是座大堂问官司的衙门作风，两者相比，是非鲜明。
再从华东分院已判案件中，及司法统计中，根据两个地区不完全而又没分析的材料看，山东省1951年共收杀人案件7090件（而又以胶州、兖州为主），判死刑的1455人，平均接近每3件杀1人。皖北区1951年7月至12月，半年中收到杀人案件1937件，与1950年同期收到的杀人案件1448件相比，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两个地区的杀人案件为什么这么多呢？办案人只是说：“不仅1950年多，1951年多，现在还是多。”又说：“这个地区过去就是民性干悍”。再从统计工作上看，为什么没类型统计，也没成份、年龄统计呢？人民内部自相残杀死了这样多的人，又判死了这样多的人，为什么找不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呢？为什么还未震动我们的司法干部？为什么对领导上没有反映呢？这就是孤立办案的危害，这就是杀人偿命而己的危害，这就是脱离实际不问政治的危害，也就是缺乏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的结果。
从以上说明，司法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过去我们没把人民司法工作做好的症结所在，主要是旧观点旧作风在作怪，不是什么干部少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工作路线问题。根据目前司法部门的组织情况，政治情况，要想完成和承担起这样严重建设任务，不首先从组织上来个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前司法工作在一定时期如何把贪赃枉法，违法乱纪，蜕化堕落及恶习甚深不堪改造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应当成为各级法院中心任务与坚定不移的方针。另一方面特别是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旧法观点与孤立办案的旧作风残余。彻底打碎坐堂问案、孤立办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建设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面向政治，面向群众、司法群众化、密切司法工作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的人民司法工作，将是一场新旧思想和作风的严重斗争。较之人事调整、组织整顿更为重要，也更为艰苦，这是司法工作能否改革的关键环节。如不予以解决则根本无法使司法工作前进一步，虽有人事调整，司法改革亦将落空。这一决定性的斗争，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严重考验。从工作上说，如何总结人民法庭及其他方面的先进经验，如何有准备有领导的清理积案，从实践中不断的去提高与发挥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经验也极为重要。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许霆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
杨德寿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事发后，小郭主动自首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潜逃一年被抓获的小许日前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同为盗取，为何法院判决如此悬殊？小许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已向省高院提出上诉。”（2007年12月17日 金羊网-新快报 记者 黄琼 见习记者 李斯璐)
许霆案的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公众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许霆是因为ATM取款机出现故障而偶生贪欲，其主观恶性较低，被判处无期徒刑，与其他案件相比，刑罚过重。”法学家们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谢望原撰文《无情的法律与理性的解释》，认为许霆构成犯罪，但不构成盗窃罪，而是构成普通诈骗罪且不是信用卡诈骗；社科院研究员侯国云、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检察官么惠君撰文《许霆取款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认为许霆不构成犯罪；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李道军撰文《对许霆案的深层解读》，认为许霆必须对自己这阶段的行为承担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许霆案引发的评论》 中外民商裁判网→法制与社会→法制与社会 2008-1-21）
对于许霆利用ATM取款机出错大肆取款的行为，本人也想给出个看法。但在给出看法以前，首先允许本人举几个与许霆行为相类似的案例，这些都是发生是中国的有案可查的生效判决。2004 年，罗定法院对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何某、王某将在银行取款过程中的不当得利6000元返还给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定支行。2006年，北京市一中院受理一起因银行工作人员失误，储户取款记录成存款，而储户又不愿返还案，为此银行状告储户不当得利，该院终审判决储户返还不当得利8000元。2007年，揭西县法院审结一宗典型的储户与银行在取款金额上发生的不当得利案件。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揭西县支行因职员失误，多付给被告张某径取款金额4212元，被告被判返还不当得利。类似的案例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案例表明，因为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出错而多支付给储户取款金额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按照民事侵权行为来处理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当得利。ATM的中文翻译就是自动柜员机，它的功能就是让储户自动存取现金或转账或交易，存取现金或转账行为在ATM取款机上进行时，都会自动地记录交易者和交易金额等信息。储户在银行柜台或者ATM取款机上存取款的行为属于什么呢？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
我们再回到许霆案的重审上。在重审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焦点集中于许霆的行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等方面。这与一审时的庭审交锋类似。辩护人仍然坚持许霆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理由是取款需互动、并非窃取；公诉人仍按盗窃罪起诉，理由是能查到身份不影响取款秘密性，许霆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单方行为。
公诉人认为许霆在ATM取款机上取款属于秘密行为。如此看来，所有使用银行卡的储户，只要在ATM取款机上取款，都是秘密地而且是一个单方行为。也就是说，储户在ATM取款机上取款不是一种正常的交易行为。那么，这些使用银行卡在ATM取款机上取款的储户是否也属于盗窃行为？从而构成盗窃犯罪？如果是，凡拥有银行卡并曾在ATM取款机上取过款的人都是盗窃罪的嫌疑犯。
以两个人在一起为例，一个人将东西交付另一个人是为交易，交易双方对交易内容和交易数量都是确知的；一个人在另一个人不知情时将手伸入其口袋拿出东西是为偷盗，偷盗时被偷盗者对被盗物品及数量是不知情的。就许霆案来说，许霆是将自己的手伸入取款机内拿钱的吗？许霆的拿钱行为是取款机不知道的吗？不是，许霆得到的钱是取款机自己拿出来交给他的，取款机交给许霆钱之后还做了记录，取款机不仅记录了取款人是谁，也记录了取款人取得现金的多少。那么，这也是偷盗吗？
对于一种有目的的犯罪来说，任何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都是可以重复实施的。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等无一例外！盗窃犯罪在客观上也是可以重复实施的行为。但许霆的行为是没有人能够重复实施的，如果有人认为本案中许霆的取款行为构成犯罪，那这种行为应属可以重复实施的行为，那他能否也模仿许霆再来一次？说的直白一些，许霆通过取款机获取的巨额财产的结果，不是因为许霆想通过自己实施的行为就可以产生的，也不是他想得到就能得到的，而是因为取款机自身的错误产生的直接后果！即银行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许霆的取款行为所造成而是由于取款机本身的错误所造成，许霆只是利用了取款机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看许霆是否构成谢望原教授所说的普通诈骗罪。诈骗罪，需以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等要件来认定。“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上海律师网/刑事辩护/罪名解读/诈骗罪）。许霆以自己的实名开办了银行卡，以自己的银行卡并输入正确的密码告诉取款机，既无虚构事实也未隐瞒真相，取款机产生的错误认识也不是因为许霆的取款行为所造成，因而许霆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
我们再来看看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unjustified enrichment）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如售货时多收货款，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等。取得利益的人称受益人，遭受损害的人称受害人。不当得利的取得，不是由于受益人针对受害人而为的违法行为；而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受益人与受害人之间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受益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我们不难发现，因为不当得利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造成，所以这种结果无论对受益人还是受害人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偶然现象。
从许霆案来看，许霆在ATM取款机上的行为不是针对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而是由于银行或ATM取款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许霆通过取款机获取的巨额财产是一种典型的不当得利，是一种侵犯银行财产权的民事侵权行为。其行为虽然违法，但违犯的是民事法律，其产生的后果是许霆有义务返还银行的财产。
再从现代刑事诉讼“疑罪从无”原则分析许霆行为的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对于许霆一案，法学教授、检察官、法官还有律师莫衷一是：在定性上有人认为有罪，有人认为无罪；在量刑上，有人认为太重又有人认为适当。难道这不是一种疑罪吗？如果许霆案的证据充分、确实，这些充分确实的证据就只能指向一种罪名且能使我们对量刑是否适当得出基本一致的判断。但对于许霆案，我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
综上，本人对许霆一案的看法是，许霆是无罪的。本人同意其辩护律师关于许霆无罪，其行为属于不当得利的辩护意见。许霆通过ATM取款机获取的巨额财产是不当得利，他的行为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是：许霆有法定义务将这些不当得利返还给银行，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杨德寿 / 20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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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博客：http://lawfan.fyfz.cn/blog/lawfan/index.aspx?blogcatid=265
摄影作品集锦：http://yangdeshou.fyfz.cn/blog/yangdeshou
参考文献：
谢望原《无情的法律与理性的解释》、侯国云、么惠君《许霆取款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李道军《对许霆案的深层解读》
关于编报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的通知
财政部
关于编报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的通知
财企[2012]243号
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为健全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预算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及《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办法〉的通知》（财企〔2011〕318号）等文件规定，现就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建立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分享制度。
二、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重点
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统筹兼顾，留有余地”的原则，重点支持中央企业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中央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促进中央企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展实施国际化经营，进一步加大对社保等民生的支出力度，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编制重点包括：
（一）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用于支持中央企业之间的战略性兼并重组，理顺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股权关系，保持和增强中央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重要子企业的控制力，以及解决中央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等。
（二）重点项目支出。用于支持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等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支出。
（三）产业升级与发展支出。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的精神，用于增强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支持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支持中央企业内部产业整合。促进教育、农业、文化等相关产业发展的支出，重点支持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种子产业链发展，关系国防安全的农垦戍边支出等。
（四）境外投资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支出。主要支持中央企业收购兼并能够实质控制、具有较好经济效益、国家急需的境外战略性资源，以及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且对促进本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的境外企业。支持中央企业以直接投资实施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装备制造业项目、进入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实施的项目、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项目。中央企业实施的特许经营类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使用中国工程技术标准和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等。
（五）困难企业职工补助支出。主要用于支持中央企业进一步完善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机制，对困难中央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和职工生活费予以补助等。
三、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时间
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报时间安排如下：
（一）2012年8月31日前，中央企业将编报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计划报中央预算单位，并抄报财政部。
（二）2012年9月30日前，中央预算单位将所编制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报财政部。
（三）2012年12月31日前，财政部将编制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国务院审批。
（四）2013年1月15日前，财政部将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审查。
（五）2013年2月15日前，财政部将经全国人大预工委审查后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
（六）财政部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30日内批复中央预算单位。中央预算单位在财政部批复本单位预算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批复所监管企业，同时抄报财政部备案。
四、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要求
（一）中央预算单位和中央企业要加强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做好本单位预算建议草案和预算支出项目计划的编制工作，确保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顺利完成。
（二）中央企业应按照财政部统一的预算编制格式和规范的编制方法，详细编制本单位预算支出项目计划。支出项目计划要由基层单位编制，逐级汇总，各项数据要进行充分论证，做到准确、可靠，确保真实和完整。
（三）中央预算单位要认真撰写预算编制说明，详细说明每项预算数据的测算过程，对于一些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应作重点说明。
（四）2013年度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系统软件另行下发。中央预算单位和中央企业应按照财政部统一下发的编报系统软件、参数完成预算数据的录入、审核和汇总工作。
财 政 部
2012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