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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分析

孙 霞


【内容摘要】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要式证券，应当严格符合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行使要求。理论界对票据记载的专门研究甚少，也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本文从与票据记载有关的理论出发，提出明确的票据记载的分类标准，并尝试将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问题进行统一研究，对票据记载共作六种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
【关键词】票据记载 性质 效力 有效要件

一、 理论前提
票据作为一种代替现金的支付工具，在经济活动及商品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研究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问题，需从票据的特征与作用、票据法的本身特点两个角度入手。
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依票据上所载文义而定，文义之外的如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票据作为一种要式证券，票据的制作方式和记载事项必须严格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背书转让、承兑、付款等票据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式进行，并完全符合记载事项的要求，否则将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甚至导致票据本身的无效。票据作为一种流通证券，其比一般有价证券更为迅捷的流通性使票据成为商品经济的重要工具，发挥着支付、流通、信用、结算、融资等多种功能。
其次，从票据法本身的特点来看，票据法虽然属于私法范畴，但同其它的私法例如《合同法》相比，具有明显的强行法的特点。票据法不体现私法自治原则，内容不由当事人意思表示所决定，而由法律作出强行规定。[1]当事人违反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所为的票据行为不能产生法定的效力。
票据及票据法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票据上所作记载事项必须是票据法所明确规定或允许存在的，且不能违背票据的本质属性或阻碍票据作用的发挥。
二、 票据记载的含义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关于票据记载的含义，学术界缺少统一、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票据记载，是指票据行为人在为一定票据行为时，在票据表面上对票据行为内容所作的陈述或限制。例如一定数量的金额，背书人所作的“禁止背书”的记载。票据记载是构成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之一，例如票据法第22条规定了汇票出票必须具备的票据记载。票据记载也是确定当事人票据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票据记载事项之外的如何外部因素均不得成为对票据解释的依据。这是由票据的文义性决定的。
要正确把握票据记载的含义，还必须明晰下列相关概念。
（一） 票据记载与票据签章
应当说学术界对此问题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而是直接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将票据签章视为票据记载的一种。[2]笔者认为，虽然票据签章与票据记载同属于票据形式要件范畴，但两者具有根本区别。首先，如上所述，票据记载是对票据内容的确定，而票据签章仅仅是对票据主体即票据义务承担者的确定。其次，某些票据记载欠缺时，有可能根据票据法的规定进行推定，即推定已记载；而票据签章欠缺时，不可能发生推定的情形。[3]再次，从证据角度来看，票据记载由于是对票据行为内容的确定，因而不能根据记载的笔迹等外观特征来推定票据行为的主体，即票据记载不能作为票据关系的证据，而只能作为一般法律关系上的证据。而票据签章则直接载明票据行为的主体，因而是票据关系的证据。至于我国票据法将票据记载与票据签章在同一条文中规定，只能看作是立法技术的处理（因为票据法本身是一种技术性立法），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视之。
（二） 票据上所附条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票据行为人在为票据行为时所附的条件也是票据记载的一种。如背书人在背书时所附的条件。票据上所附条件的效力因不同票据行为而不同，下文详述。在此需要讨论的是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的联系与区别。票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符合民法关于法律行为规定的基本要件，但由于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及票据法的强制性，故票据行为在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时又应有所变更或例外。因而，票据行为附条件与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在性质与效力上应是不同的。对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为区别的基础：（1）民法与票据法评价行为效力的方式与根据；（2）票据法与民法的主要性格差异。[4]首先，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要素，民法从意思表示出发，将民事行为的效力区分为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四种；而票据行为以迅捷、安全的流通为其价值所在，故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效力的评价方式只有两种，即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以避免票据行为效力的不确定性而影响票据的流通。其次，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意义更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把当事人的动机反映到法律行为中，[5]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得附条件者外（如继承权的接受或放弃），其它民事法律行为均可以由当事人设定条件。而票据行为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之一种，但由于票据法本身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属强行法，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原则上票据行为不得附条件。如汇票必须无条件支付，若附有“货到付款”等条件，则与票据的性质相背离，不仅所作记载无效，票据本身也无效。
三、票据上所作记载的性质及效力分析
（一） 票据法中的一般规定
纵观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记载事项的规定共有22个条款，分别是：第8条关于票据金额的记载；第9条关于票据记载事项的合法性要求及其更改；第22、23、24、76、77、85、86、87、91条关于出票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103条第（五）项出票人虚假记载的法律责任；第27、29、33、34、35条关于背书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42、43条关于承兑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第46、47、48条关于票据保证行为所作记载的规定。此22个条款中，有些明确了票据记载的效力，有些则未明确之；且实践中票据行为人在票据表面上的记载是形形色色的，法律本身不可能穷尽。因此需要对票据记载进行一般性质及效力分析。
对票据记载事项及其瑕疵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野十分明显。大陆法系对票据记载事项限制的严格而细密，十分注重票据的形式合法性。如《德国票据法》详细列举了票据的应记载事项，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均不被视为票据。而英美法系对票据记载一般只作概括性规定，而非列举式，票据形式较为自由。如《美国票据法》第3-114只规定“在任何必要部分仍未记载完全时就签名的，在记载完全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而没有明确规定票据无效。[6]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则明显属于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二） 评价票据记载性质与效力的标准
以什么标准作为评价各种票据记载的性质？学术界研究甚少。笔者认为，票据记载是票据行为人在为一定票据行为时，在票据表面对票据行为内容所作的陈述或限制，因此，票据上所作的记载必须符合票据的一般属性，不违背票据的功能及存在价值，不违背票据法作为强行法对票据运作及票据行为的强制性规定。符合这一标准的记载则具有肯定性的性质与效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记载则具有否定性的性质与效力。例如票据法规定背书人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的这种“保证承兑与付款”责任是法定的，故若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免除担保承兑”或“免除担保付款”字样，则属于对票据背书行为强制性规定的违背，从性质上说是无益的记载，从效力上说则是无效的记载。确定这样的标准评价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可以更好的解决“瑕疵票据与票据效力的关系”问题。
以不同标准可以对票据记载作不同的分类。例如以票据记载是否可以更改为标准，可分为可以更改的事项和不得更改的事项。我国票据法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44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12条均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此三项记载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除此之外的其它记载事项经原记载人签章证明可以更改，并按更改后的记载发生效力。以票据效力要件为标准，可以分为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和不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即决定着票据有效或是无效的记载，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不得记载的有害记载；不属于票据有效要件范畴的记载事项即与票据有效与否无关的事项，所作记载不影响票据效力，只发生记载本身无效或将之视为未记载或发生其它法上效力。笔者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则是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关联分类问题。
（三） 票据记载的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
以往较多学者要么只从性质角度对票据记载进行分类，要么只从效力角度对票据记载进行分类，[7] 要么不对票据记载作单独论述，而是放在票据抗辩中物之抗辩的理由进行论述。[8]为了对票据记载性质与效力作更深入的比较研究，笔者试图在性质分类和效力分类之间建立一种一一对应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说，某一特定性质的票据记载只能发生一种特定的法律效力。建立这样一种性质/效力关联关系既反映了各种票据记载本身的属性，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票据效力、票据抗辩、票据解释等相关问题。
根据以上探讨，笔者认为票据记载的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如下：
1、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效要件范畴的事项
无论从性质入手还是从效力入手，学术界对必要记载事项（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从内涵到外延的认识都是统一的，此类记载事项的范畴及效力也是非常明确的，都由法律明确规定。这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的是属于票据本身的有效要件，有的是属于票据行为有效的法定要件。我国票据法对此类记载的规定包括：第22条汇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76条本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85、86条支票出票的记载事项；第42条票据承兑的票据事项；第46条票据保证行为的记载事项。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出票行为，将使所作的票据无效；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则将使相应的行为无效。
2、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可推定记载的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指从本质上说，这类记载对票据或票据行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行为人未记载，也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无效，而是由法律进行推定其记载的内容，补救行为的效力，消除票据的不确定性，保证票据迅捷流通。因此，这种推定也是必须进行的，不允许不推定而空缺。关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也就是可由法律直接加以推定的票据记载的范围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法律对当事人的不作为进行推定其某种意思表示，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场合、领域；且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否则这种推定则是违法的。故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可推定的记载，应严格限定在票据法明文规定的以下事项：第23条汇票上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29条对背书日期的推定；第77条对本票上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87条对支票上付款地、出票地的推定；第42条对承兑日期的推定；第47条对被保证人、保证日期的推定。除此之外的事项若未记载，当事人不得自行推定，而应按照其它性质的分类发生相应效力。
3、 绝对有益记载事项/可记载并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
此类票据记载是指既非必须记载，又非不得记载，而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记载。行为人一经选择并作出记载，则发生相应的票据法上的效力，不得视为无记载；而行为人未作记载时，也不得进行推定解释为已记载。[9]必须明确的是，此类记载事项也应当是票据法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的事项，未有法律明文规定而作出的记载应排除适用。此类记载包括：票据法第27、34条“不得转让”字样，出票人或背书人一经选择记载，则发生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票据不得转让”的效力，这实际上是出票人、背书人对票据流通的限制，使票据仅作为一般债权的支付手段；第35条背书人记载“委托收款”或“质押”字样，则发生委托收款背书、质押背书的相应效力，而非一般的背书转让效力。除此三种记载之外的其它记载，均不属于此类性质/效力的记载事项。
4、 相对有益记载事项/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
票据法第24条规定：“汇票上可以记载本法规定事项之外的其它出票事项，但是该记载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也适用于本票、支票）这是此类性质/效力记载的法律依据。根据本条规定，票据法规定事项之外的其它记载，虽法律未明确规定可以记载，但行为人可自行决定进行记载，但记载本身不具有票据法上效力；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仅受票据法调整，故若所作记载符合其它法的规定，则可生其它法上效力。记载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多为有关实质关系的事项，比如合意管辖文句、资金文句、交易合同号项、开证银行名称及帐号、违约金文句、通知文句等，分别可生民法或诉讼法等其它法上效力。[10]此条规定的目的是根据票据的要式性要求，保证票据本身的安全，同时又可规范票据法与其它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需说明的是，此类记载事项虽然是“票据法规定之外的其它事项”，但不得是票据中禁止记载的事项，如下面述及的两类可能产生某种无效后果的记载。
5、 无益亦无害记载事项/记载本身无效的记载事项
此类记载事项是指其存在与否不发生如何法律效力的记载，记载了，不影响票据效力，此为无益；不记载，也不影响票据效力，此为无害。也就是说，记载了，记载本身无效，视为无记载；未记载，不得推定记载。包括：第33条背书时附条件，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效力；第91条支票上记载付款日期，记载无效，因为支票限于见票即付；第48条保证附条件，不影响汇票的保证责任。尽管三个条文表述略有不同，但其基本态度都是一致的，此三项记载，法律规定是不应当记载的，因为它从某一方面违反了票据法的规定，但又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票据及票据行为的本质要求，故法律加以宽松规定，只使记载本身无效，而不涉及票据行为的效力。也正因此，此类记载也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无记载的范围。
6、 有害记载/使票据或票据行为无效的记载
这是法律后果最为严重的一类记载，是指票据上绝对禁止记载的事项，若记载了，则导致票据无效或票据行为无效的后果。目前理论界对票据记载的分类不尽完全与周延，如有的学者只考虑了使票据无效的事项这种“有害记载”，有的学者未细分无益亦无害记载与有害记载，而是统称为不得记载事项，混淆了不同性质的记载的各自法律效力。笔者认为，有害记载包括两类，一类是票据法明文规定的有害记载：第33条部分转让背书或分别转让背书的记载，背书行为无效；第43条附条件承兑，视为拒绝承兑，即承兑行为无效。另一类是虽无票据法的明文规定，但由于这种记载本身根本性违背了票据、票据行为的强行性规定，或是阻碍了票据流通或功能的发挥，故也应是当然无效的。如票据均需无条件支付，如果记载了“货到付款”或“验收合格后付款”，则违背了这一根本规定，当属无效票据。再如，出票人依票据法在出票后即承担“担保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若记载“免除担保付款”或“免除担保承兑”，则当属无效票据。
笔者尝试的这种性质/效力的关联分类，应当已能清楚、完整地表明各类票据记载的性质与效力的区别。



注释：

[1] 刘家琛主编，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第19页。
[2] 可参阅黄赤东、梁书文主编，票据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第278、287页。
PE/VC投资企业“股权回购”条款设计的法律思考

阚凤军


PE/VC在投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被投资企业的了解与认识，导致其在投资决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与风险。另外，企业管理层可能对企业进行比较乐观的分析与判断，投资公司亦不确定该乐观分析的可实现性，但在投资估值时已反映或包括被投资企业未来超成长性价值因素。不可否认，PE/VC投资项目的风险一般都比较大，而风险投资公司非常重视风险预防与化解，并有一整套规避风险的方式与投资策略，股权回购就是其中的重要选择方案。

一、本文股权回购是指风险投资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被投资企业或股东等第三方回购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股份的行为。

二、在股权投资私募领域，股权回购的作用：
首先, 股权回购所设定的条件，比如企业经营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5%、企业在未来三年内完成上市等，这些条款客观上督促或激励企业的现有股东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其向投资者投资时所作出的承诺；
其次，投资者可能承诺在一定条件下额外奖励管理层一定比例股份，因此，对于激发被投资企业团队的管理能力与积极性具有重要激励作用，也通过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向管理团队传递压力；
最后，股权回购能够保障投资者在被投资公司或管理团队等未实现经营承诺或其他设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出售股权退出被投资企业。

三、我国《公司法》关于“股权回购”的相关规定与分析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基于上述规定，除非发生满足上述情况之事实，方可发生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且该回购基本是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实现。除此之外，股东及被投资公司之间不能通过协议约定“股权回购”，即使做出类似约定，也难于得到司法认可与执行。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股份公司股份回购的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上述规定严格限定了“股份回购”的条件与情形，除非满足特定条件，否则，股东及被投资公司之间亦不能通过协议约定“股权回购”。即使做出类似约定，也难于得到司法认可与执行。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私募股权融资领域，股权回购的主体不能是投资方与被投资企业。

四、“股权回购”协议主体的选择
依据本文第三点之分析，风险投资者不能与所投资企业签订股权回购协议或做相关安排，但可以考虑选择如下替代方案：
（一）如果公司存在MBO的情况，可通过与管理层签订回购协议；
（二）投资者与所投资公司的股东签订回购协议；
（三）投资者与管理层及股东同时签订回购协议。

五、股权回购协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回购条款设定的合法性，避免被认定为名为“股权投资”，实为“企业借贷”；
（二）充分关注“回购条款”未来的可执行性，防止“股权回购”只是一纸空文，无法有效执行，比如合理设定回购时间、回购股份价格等。
（三）投资公司需要对承担回购义务的主体，公司股东及/或管理层的回购能力进行评估，并通过合理的交易文件设计保证目标的实现。


阚凤军 kanfengjun@126.com
020-28337942/13924073030
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
四川大学 法学 学士
中山大学 民商法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