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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农案件的法律思考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菲


[基本案情]
二00一年十一月，原告陈继义、戴祖兴从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引进栽植了大棚栽一年生"燕红 11号"甜油桃果树共三点三亩，根据该油桃品种栽培要求，需喷施或土施农药多效唑控制生长，促进花芽形成，才能达到预期产量。为此，二原告于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从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以每袋一元二角，共计九十六元的价格，购买英杰牌 15%多效唑(登记号为L591423)八十袋，按农药说明要求分三次喷施在所栽培的油桃树上。同年八月，二原告发现喷施所购买多效挫没有控制住油桃树长势后，眼看一年的收成将成泡影。为此，原告找到第二被告要求解决未果后，向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进行了假农药投诉。祁县农业局执法办对第二被告经销所余的多效挫农药二十八袋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在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的指导下，对投诉双方当事人作了调查记录，证实原告所投诉农药系第二被告销售的后，封存两袋样品农药，双方各保存一袋，以供检验。后又以第二被告经销扩大使用范围药(标签不规范)对第二被告作出了"警告十五天内改正标签，罚款三百元整"的行政处罚。此后，农业局对此事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失败。农业局随后将登记保存的二十八袋多效唑退还了第二被告。二00二年十一月二原告以被告出售假农药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及鉴定费。
[律师代理工作]
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二原告找到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委托贾升贵、迟菲二位律师代理本案。接受本案委托后，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积极协助二原告向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提出鉴定申请。农药检定所在对该农药初步审查后提出，该农药依法登记的适用范围是油菜与水稻，被告销售的农药扩大范围至桃树，属标签不符合规定，因此，当时与第一被告通电话，要求第一被告通知农药厂家及销售方，协调解决此事。
2、在第一被告处理期间，经原告配合律师调查，发现如下事实：
1）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
2）原告栽植的油桃品种属优质品种，产量及售价喜人，原告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栽培，但由于喷洒的多效唑有问题，造成绝产。
3）第二被告农药系从河北某个人手中进货，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用清水溶解与正规途径购得的统一品牌、浓度的产品目测差距大，很可能为假农药。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律师请原告再次与被告联系，试图调解，但被告无调解诚意。为此，经与原告讨论，决定起诉。
3、为确定起诉的诉讼标的，充分准备诉讼证据，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查阅并复制了第二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如下有力证据。A、第二被告原属于第一被告的分枝，1993年应我国脱钩改制政策，重新注册成为集体法人。B、自1993年起，由王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包第二被告。C、第二被告注册资本三万元，名义上是第一被告投入，但从承包协议以及验资发票可以看出，三万元为王刚投入。D、第一被告每年收取第二被告1500元承包费。
2）委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对二原告栽种桃树的损失进行鉴定。得到"关于祁县古县填满桑村(二原告桃园)大棚桃树产量与收益调查评估"报告。结论为"二原告桃园中单株上应具有结果能力的枝都在十条以上，按每枝条留三个果，单呆重一百五十克计算，单株产量应在四点五千克以上，全园现有株数一千一百四十五株，应有产量约为五千一百五十二公斤"。
3）向太原市及山西省水果批发市场了解油桃的售价。但由于油桃不在价格统计范围，该证据未取得。仅取到油桃在外省市的售价。
4、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对争议农药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由法院对双方原封存的争讼农药多效挫样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各提供一袋)二袋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进行了质量鉴定，结论为"1、经检测，该来样产品未检出多效挫，属不合格产品;2、该产品标签内容与登记内容不符，只应用于水稻秧田和油菜苗床，其余均属扩大使用范围"。
[开庭情况]
在取得鉴定结论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庭审双方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1、原告喷洒的农药是否从被告处购得；2、被告销售的农药是否属假农药；3、原告桃树绝产与假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第一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焦点，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辩称:原告所诉被告所售是假农药不是事实，超出农药登记范围的情形不属于假农药的情形。虽经鉴定，但结果不能作为判定被告所售农药不合格的依据，原告无法证明被检验的农药是从被告这儿买的，超范围的情形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所称损害后果不予认可，此品种是首次栽种，能否形成产量不可估计;原告使用被告农药与没形成产量无因果关系，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形成产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原告所述产量与价格均严重不实。
对此，原告律师进行了充分的反驳：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开具的农药收据，被告称收据上仅写明了多效唑，但未写具体的品牌与浓度。律师对此认为，收据是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能充分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多效唑，如被告认为其销售的不是英杰牌15%的多效唑，被告需举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由农业局提供的查封农药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查封农药时，第二被告是认可其销售给原告英杰牌15%多效唑的。其次，法院将农业局查封的农药向农药检定部门进行了检测，在该农药中根本没有多效唑成分，依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该农药属于典型的假农药。再次，原告栽种的桃树为棚栽油桃，与普通桃树有区别，在大棚中栽种油桃，必须使用农药控制桃树的长势，这样才能当年栽种，当年收获。被告如果认为油桃绝产存在其他原因，须进行举证。
被告祁县农业局辩称:2002年8月13日，原告到该局综合执法办投诉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销售假农药。当月十五日，该局执法办人员到所诉门市部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到原告投诉的英杰牌15%多效唑28袋，并马上异地封存到该局执法办，以鉴别真伪。经鉴别，英杰牌15%多效唑系江苏宜兴市生物化工厂生产，登记证号为L591423，依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十三条规定，所投诉农药不在假农药定义内，不是假农药，而是标签不规范不合格。当时经与省农药检定所等部门联系化验多效挫约有效成份含量，但均答复没有标准样品不能检定，后该局又根据原告要求组织双方调解，但因双方差距太大，调解失败。对原告起诉该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土肥站第二门市部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不是该局分支机构，且农业局承担的是国家赋予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原告让该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所诉赔偿涉及与老天爷打交道，油桃花芽的形成不确定因素很多，不单纯取决于药剂控制，还与油桃品种纯度是否可、药物使用时期、方法、浓度等有重要关系。综上所述，该局恳请法庭划定该局不作被告，不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农业局的答辩，原告律师指出，首先，农业局作为农药管理部门，应对农药的经营、进销货渠道进行管理。农业局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存在过错，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过错原则，农业局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脱钩改制案件的有关规定，农业局须在出资不实与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提出对多效唑与油桃绝产的因果进行鉴定。为此，法院与多家机构进行了联系，最终，针对多效唑对油桃树的药理作用及产量影响程度向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进行调查取证，该所出具的证明表示，未喷多效唑的燕红 11号一年生油桃树，次年结果很少或基本没有产量，而喷施多效唑后，次年产量一般可达五千克以上，差异十分显著。为此，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二次开庭过程中，法院着重对油桃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经原告调查，油桃在四月初在祁县当地超市价格为12元/斤，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到书面证据。被告指出油桃在当地价格不等，从3.5元到4.8元/斤。为此，原告律师指出油桃的价格应由法院根据双方主张及市场行情酌定。
[审理结果]
经过两次开庭，法院最终作出(2003)祁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二原告提供的购农药票据、祁县质检局证人证词、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对第二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调查笔录与行政处罚手续及本院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所作农药质量鉴定结论，足以认定第二被告向二原告出售的英杰牌15%多效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二原告向所栽植油桃喷施该农药未能实现应有效果，根据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证明，证实第二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农药的行为与二原告所遭受油桃无收益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对二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另据原告复制第二被告企业注册档案材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金存在与实际投入资金不符的情形，且作为该企业开办单位的第一被告每年都向开办该企业收取一千五百元的承包管理费用，故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应在开办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及所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二原告所诉损失，除与被告上述行为有较大的因果关系外，作为受损的油桃植
物，与自然气候条件及二原告自身的管理及农药喷施方法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故对所受损失二原告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对油桃产量评估报告，被告虽有异议，但所提供录音资料证据不足以否认评估报告的有效性，故对该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信。对油桃价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一，但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应结合双方自认情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价格合理予以认定。
据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撒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继义、戴祖兴油桃减产经济损失款人民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元，由被告祁县农业局对上述损失在人民币三万六千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经济损失由二原告陈继义、戴祖兴自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六十五元，调查取证费一千一百八十二元，评估费一千零五十元，农药鉴定费三百元，合计人民币四千八百九十七元，由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负担四干四百零七元，由二原告负担四百八十九元七角(二原告已预交，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交付二原告)
[评析]
本案属于农民维权案件，该案件的公正审结的意义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近年来，坑农案件发生频繁。常见的有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资等等。坑农案件有几大特点：
1、危害范围广。农资作为国家监督经营的物资，由于销售单位与生产单位相对集中，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农民往往购进的是同一家经营的同种农资。如果某一单位销售伪劣农资，往往危害一方，造成损害范围极广。
2、损害后果大。农业生产同一般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购入伪劣农资的农民往往无法当时发现危害。而是在辛勤耕作一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发现所购农资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3、损害无法补救。农业生产的特性同时也决定了伪劣农资造成的损害无法补救。在损害真正发生后，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4、社会危害性大。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我国存在广大的农业人口，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大大降低农民生产与创造的积极性。如这类案件发生过多且处理不当，必然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
因此，坑农案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山西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如何帮助农民通过总结本案的教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本案审结之后的工作重点。
首先，农民要有一定的农资管理法律常识。农民朋友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是具有销售农资许可的。在购买农资时，要到国家制定的经营部门购买，并且要察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及销售证书。本案正是因为原告在正规经销店购买，才得以诉讼。如果本案原告从个体手中购买农药，很可能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其次，农民购买农资是要开具发票，发票内容要写详细。发票是证明购买行为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实际该村购买假多效唑受到损失的不止原告两户。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开具收据，难以证实在被告处购买农药的事实而无法在法院立案。只能在本案审结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农民在受到假农资的侵害后，要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必要的时候，要敢于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政府采购合同岂能说变就变

作者：崔征 李艳娜
发表时间：2005年10月22日
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资讯网
经济日报政府采购周刊
http://www.cgpi.com.cn


2005年10月19日,原告哈尔滨成峰亿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峰亿通公司）在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谷辽海、陈科律师的代理下，将牡丹江大学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成峰亿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壹佰零捌万肆仟叁佰伍拾伍元捌角整（1084355.80元）。当天，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据了解，这是黑龙江省法院受理的首例政府采购合同纠纷案。
大学为何被推上被告席
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计算机数据存储安全的应用及开发，通过数年的应用实施及其技术研究，总结出一整套全方位立体防毒解决方案，先后为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信息产业厅、黑龙江省保密局、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信息产业局等国家机关提供了优质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广泛好评。
2005年8月10日， 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接受采购人牡丹江大学的委托，对招标编号：MDJGP2005—0070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及服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原告在牡丹江政府采购网上看到招标采购信息后，即去购买了标书。按照标书的要求，原告认真地制作了投标文件，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了投标文件。同年9月7 日，在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的主持下，招标编号：MDJGP2005-0070的所有投标文件准时开标。结果显示，原告在采购项目计算机（一包）、服务器（二包）、投影仪（三包）分别以中标价1，964，184元、277，430元、 356，575元的价格中标。当天，牡丹江市公证处进行了现场公证，公证人员当场宣读了公证书、中标结果合法有效等相关内容。次日，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分别将中标信息在刊登在牡丹江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权威的政府采购网站上。两天后，即9月9 日，原告与采购人就中标货物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为2，598，189元，分别于2005年11月30日、2006年11月30日各结算百分之五十。该政府采购合同在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原、被告双方所签的政府采购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后，成峰亿通公司积极地去组织货源，开始履行合同。同年9月23日，原告与哈尔滨方正延中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435台计算机、总货款壹佰玖拾肆万贰仟贰佰柒拾元的合同，双方约定：买方中途擅自退货的应承担退货部分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同年9月27日，原告与哈尔滨尔滨速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计算机、投影器械等配件的购买合同，总货款贰拾柒万贰仟捌佰伍拾元整，双方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是每日千分之五，合同签订之日买方即付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原告前述先后分别与两家供应商所签订的合同均自签订之日生效。
2005年9月30日，牡丹江大学未与成峰亿通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就将前述原告中标的政府采购合同内容分别与牡丹江世纪万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牡丹江博远电脑经销有限公司签订，将先前的供应商也就是原告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变更。之后，二十余天时间里，牡丹江大学再没有与原告进行任何协商，也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解除政府采购合同的通知书给原告。正当原告准备按政府采购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向牡丹江大学供货并提供相应服务时，才获悉被告已经不再需要政府采购合同所约定的内容。
被告违约缘于财政局
2005年9月29日，也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前夕，牡丹江市财政局突然向原告下达牡财行罚告字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其主要内容为：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牡丹江市财政局组成了由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政府采购特聘法律顾问、政府采购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前述公开招标项目进行了调查，认为原告与牡丹江邮政电子网络工程处存在着恶意串标行为，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七条和财政部《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原告在前述采购项目中存在以不正当手段恶意串通，谋取中标的行为，遂作出如下的处理决定：中标结果无效，撤销政府采购合同，处中标总金额的千分之十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罚款和收缴两项合计45，981元。如对该处罚有异议，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在收到告知书3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处罚决定的内容告知原告的次日，也就是2005年9月30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和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决定当天重新招标，同一天，采购人牡丹江大学与牡丹江世纪万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牡丹江博远电脑经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截止起诉之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再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可是，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已经开始生效。
原告将采购人牡丹江大学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也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向行政主体所在地的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牡丹江市财政局推上了被告席。
损失惨重 京城求救
眼巴巴地看着一连串追偿合同违约场景接踵而至，原告成峰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春成董事长在束手无策、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慕名专程来到北京，向多年从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研究的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谷辽海先生求助。当天，谷律师即为其拨开了迷雾。
谷辽海律师说，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解除、中止或终止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由于我国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自采、供双方正式签订书面的政府采购合同之日起生效。合同的变更权或撤销权只能有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无相应的权力。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合同的有效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只能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谷辽海律师接着说，财政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处罚法定的基本原则，所进行的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谷律师指出了具体理由：其一，串标必须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客观方面必须有行为人的共同行为。财政局仅仅以另一家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与原告存在着相同之处，就认定原告存在着串标，显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其二，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就排除了财政部门的行政主管，合同的有效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只能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财政局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只是针对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前、缔约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财政部门才有权主管。其三，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无效。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行政主体有权对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使处罚权，被告援引财政部的相关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显然是违反了处罚法定的基本原则。其四，行政处罚在程序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违法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还需要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必须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救济权力，比如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些程序都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必须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体现出来。
最后，谷辽海律师告诉记者，原告与被告正式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应依法受到保护。由于被告的擅自变更合同的违法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自从参加政府采购投标活动，两个多月以来，原告聘请多位员工制作投标文件，多位高级管理人员无数次地来回在两个城市奔波，前后支付交通住宿费、员工酬金、电话、办公等各项费用合计164046.80元；为了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义务，原告第一个签订的合同所应该承担的违约金是388454元，第二个合同已经损失货款81855元；如果能够如期地履行所中标的政府采购合同，原告至少可以获得预期利润45万元；前述四项合计1084355.80元为原告因被告的行为所致的损害事实。为此，原告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提出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