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通知
建设部
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通知
建科[2006]61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以下简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做好建设系统环境保护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系统环境保护工作
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完善监督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建设系统涉及城市规划、村镇规划、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业等，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自然环境保护关系密切。
近年来，建设系统在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建筑节能与温室气体减排、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已威胁城乡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偏低；城市污水处理率仅达45．67％，近一半的城市污水直接排入城市水系及相关流域；建成区绿化率仅达31．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近几年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18亿平方米，但只有约50％左右的建筑达到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全国城镇约15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同等气候条件下发达国家的2至3倍，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建材生产能耗高达全社会终端能耗的15％，节能环保型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率不到20％，每年的建筑垃圾超过1亿吨，而处理率不到10％，严重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同时城市燃煤导致的大气污染，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等问题依然存在。
因此，建设系统环境保护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建设系统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建设系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二、建设系统环境保护的目标（2010年目标）和基本要求
（一）目标
建设系统环境保护工作重点是：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理，建筑节能与温室气体减排，燃煤锅炉改造，城市道路交通噪音控制，城镇绿化和节能省地型绿色建筑建设。至2010年，分别达到以下目标：
城市污水处理方面：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均应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设市城市和重点流域及水资源保护区的建制镇必须建设二级污水处理设施，可分期分批实施。非重点流域和非水源保护区的建制镇，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和水污染控制标准，可先行一级强化处理，分期实现二级处理。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所有城市都要建立符合标准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使生活垃圾全部得到处置，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
绿色建筑方面：贯彻实施《绿色建筑技术导则》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逐步引导我国建筑业、住宅产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新建公共建筑实施绿色建筑标准达到30％以上，住宅建筑实施绿色建筑标准达到20％以上。绿色建材占建材用量的40％。
建筑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新建建筑累计节能7000万吨标准煤，既有建筑节能3000万吨标准煤，共计节能1亿吨标准煤；累计减排温室气体CO22．6亿吨，其中新建建筑1．8亿吨，既有建筑0．8亿吨。
城市供热方面：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的地区，不得新建燃煤供热锅炉。其他地方逐步取消小于10吨／时的燃煤供热锅炉。2010年北方地区城市集中供热面积新增10亿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60％。
城镇绿化方面：严格执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认真实施绿线管制制度。继续做好建设园林城市工作，城市规划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5％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
城市公共交通方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6号）要求，全面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放开搞活公共交通行业，完善支持政策，提高运营质量和效率，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周到、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
（二）基本要求
1．环境保护工作要与城乡规划、建设相结合，改进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编制城乡规划，应合理规划，突出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划内容；为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规划中应明确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统筹考虑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规划的编制要从注重确定开发项目逐步过渡到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明确空间管制的要求；要从注重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功能定位转向注重控制合理的环境容量、确定科学的建设标准、促进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选址科学，规模适宜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要科学合理，必须全面考虑建设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选址地区的地理等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收集建设地区的大气、水体、土壤等基本环境要素背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制定最佳的规划设计方案。严禁在城市规划确定的生活居住区、文教区、水源保护区、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和自然保护区等界区内建设排放有毒有害废水、废气、废渣（液）、恶臭、噪声污染的项目。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本地特点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考虑今后的发展并做一定的预留，科学确定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要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对比分析，以确定分散或集中建设环境保护设施。
3．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依靠科技进步改善人居环境
各地在制定本地区“十一五”建设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把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和绿色建筑技术、建筑节能技术纳入重点领域，在项目立项、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鼓励自主创新，通过国际合作引进技术等，推动建设系统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尽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制定推广与限制淘汰技术目录，发布技术公告等方式，加快推广先进高效的资源节约技术与绿色建材产品，限制和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技术与产品，提高建设系统环境保护的整体技术水平。
4．引入市场机制，健全监管体制，提高环境基础设施运营效率
加快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尽快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建设与运营体系。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污水再生利用、供热锅炉改造、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建设、运营和服务的政府监管制度，加强城市排水许可制度的实施，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全面提高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
5．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要与环境综合整治、创建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等相结合
要将环境保护的要求作为中国人居环境奖评选、创建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等的基本条件，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结合起来。建设部将对此作出具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考核评比中也要将相关内容作为基本条件。
三、切实加强和改进规划编制工作研究和监督管理，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一）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指导原则，认真制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地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环境容量有限、自然资源供给不足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坚持环境优先，做到增产减污。在环境仍有一定容量、资源较为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利用环境承载能力。推进城镇化，同时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做到增产不增污。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实行限制开发，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发展方向，确保生态功能的恢复与保育，逐步恢复生态平衡。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实行禁止开发，依法实施保护，严禁不符合规定的任何开发活动。
（二）加强城乡规划编制的审查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各地要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号）和建设部等部门的有关文件，端正城乡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根据本地区的环境保护需要和资源条件科学确定城市的发展目标、方式以及合理容量。为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规划中应当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目标。
规划的编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完善城乡规划科学民主决策制度。规划编制、审批和调整的过程要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依法治理、社会监督、全民参与。通过法定程序减少规划审批和调整的随意性。
确保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的选址、布局合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选址和布局要合理，新建污染项目要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保护区和重点水源保护地等。城市规划要根据城市承载力，综合考虑地质、自然环境、居民区和工业区位置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对比，合理选址，科学布局，认真开展专家咨询工作，避免盲目决策。
四、加强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监管制度，实现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发展
（一）加强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重点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实施国家环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重点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基础，加强水污染防治。要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好城市备用水源。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优先投入解决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关系公众日常生活环境的重大问题，以城市带动乡村，加大村镇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的力度。
（二）加强节水型城市、园林城市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要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建设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要科学制定各类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水计划，要严格用水定额管理，采取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办法。缺水城市要实行高额累进加价制度。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拉大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用水的差价。市政设施等公共设施用水要尽快实行计量计价制度。
加快城镇园林绿化建设步伐，提高城镇园林绿化整体水平。以开展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园林县城为基础，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完成绿地系统规划编制（修编），并严格实施，确保各类绿地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形成科学合理的绿地系统。建立实施城市绿线管制制度，建立健全城镇园林绿化行政管理机构，做到职能明确，管理到位。
加强城市公园的保护管理工作。推进城市湿地公园的保护管理，加强城市湿地保护，维护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特性和基本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休闲游乐等方面所具有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有效遏制城市建设中不合理利用湿地的行为，保证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推广节能环保型公共交通车辆，建设透水和减噪路面，设置绿化带
积极推动大容量环保型的公交系统的建设。开发大容量、低污染环保型的公共交通车辆，以《节能环保型城市客车技术标准》为基础，推广使用节能环保型公共交通车辆。开展透水降噪路面的设计、施工技术研究，应用新型道路吸声材料、透水材料，建设减噪透水路面，改善城市“热岛效应”，控制城市噪声污染。在敏感区域设置噪声隔离设施和绿化带，减轻噪音污染，改善城市声环境。
（四）促进政企、政事分开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环境基础设施市场化运行机制
现有从事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运营的事业单位，要在清产核资、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按《公司法》改制成独立的企业法人。暂不具备改制条件的，可采取目标管理的方式，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委托经营合同，提供污水、垃圾处理的经营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鼓励企业通过招投标方式独资、合资或租赁承包现有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新建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应创造条件，积极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标选择投资者。鼓励社会投资主体采用BOT等特许经营方式投资或与政府授权的企业合资建设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合理确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和再生水、垃圾处理和垃圾发电价格，完善政府补贴机制。本着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则核定，确定污水处理、再生水、垃圾处理和垃圾发电价格。积极引导工业、市政设施等行业使用再生水和垃圾发电。结合城市污水处理、再生水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况，适时对部分行业制定强制使用再生水的规定，扩大使用范围。
加大污水处理费和生活垃圾分理费的征收力度。各地要限期开征污水处理费、生活垃圾处理费。已开征的城市，要优先考虑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暂时达不到保本微利水平的地方，应结合本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成本，制定城市污水处理费最低收费标准。
（五）研究制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财政、税收、价格等激励政策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融资、价格等激励政策；研究合理优惠的环境基础设施财税政策，对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用地、用电、设备折旧等实行扶持政策，并给予财政和税收优惠。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有关工作的投入，重点解决污水管网和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的配套和完善的资金。
五、政策导向，示范应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一）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作用，大力推进绿色建筑的应用
建设开发单位作为应用绿色建筑的主体，在建设项目中要积极贯彻国家有关绿色建筑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关标准。鼓励单位与个人投资的建筑在建设开发过程中采用绿色建筑标准；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建筑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逐步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
设计单位要积极采用先进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保证建筑物功能和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注重对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关键环节的应用设计，尤其是在细部设计中要自觉贯彻。
施工单位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要制定符合绿色建筑的施工工艺，结合工程实际，落实保障措施。注重施工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应严格控制噪声、光污染、施工遗撒、大气污染等；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与健康；减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注重在施工用水、用能、材料选择、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贯彻实施节能、节水和节材的要求。
物业管理单位要加强对绿色建筑的运行管理，制定管理规程，充分考虑技术经济的合理性，保障绿色建筑的健康运行。
（二）研究建立评估认证及奖励制度，形成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环境
研究制定绿色建筑技术与产品的评估认证方法和政策措施，通过实施绿色建筑材料、产品认证和绿色建筑技术评估、标识制度，规范、监督管理中介评估机构，切实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对应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改善城市和村镇生态型、有益室内环境改善和人体健康的新型建筑材料给予政策支持。
围绕建设部绿色建筑创新奖评选工作，结合本地情况，开展绿色建筑试点示范工程的建设，以点带面，总结经验，全面推广。
（三）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竞争
积极参加有关绿色建筑的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绿色建筑重要规则与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跟踪研究国际绿色建筑发展趋势，加强技术合作，推动市场融合，不断提高我国绿色建筑的整体水平。企业要强化国际竞争意识，积极应用绿色建筑技术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有关部门要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发挥信息资源优势，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及时准确和优质的服务。
六、依靠科技进步，完善标准规范，做好示范项目推广工作
（一）积极开发经济适用、高效节能和环境友好的供水、污水、再生水与垃圾处理等技术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实施保护环境的科研项目，认真开展建设系统环保战略、标准、技术等研究，鼓励对给排水处理技术、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管理技术、道路交通噪声控制技术、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技术等进行研究，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污泥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
（二）加强建筑节能环保技术开发，完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
研究开发建筑室内外环境污染控制与改善技术、绿色建筑材料、建筑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包括洁净能源、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上的应用），先进的供热制冷和节水技术，并积极推广应用。积极引进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和设计标准，建立和完善本地的建筑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立绿色建筑材料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规范，对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室内环境改善的绿色建筑材料尽快纳入标准，促进推广应用。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环节依据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加强对建筑节能与环保工作的监管，及时对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规划、建设、房地产等部门应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长期有效的建筑节能环保工作机制。
（三）建设科技示范工程，做好技术推广工作
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绿色建筑、绿化建设、公交优先发展、道路噪声控制和燃煤供热锅炉改造等环境保护综合示范工程建设，对示范工程进行跟踪研究，并对成熟配套的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扩散，提高科技示范的针对性，切实发挥科技示范作用。
七、组织开展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强协调、监督和检查，全面推动建设系统环境保护工作
建设系统要大力组织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和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监督检查，落实《决定》中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切实抓好环境保护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设部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建设部资源节约工作领导小组职责范围内，以指导、组织、协调建设系统的环境保护工作。各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也要确定相应机构，明确责任，组织好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二）抓紧制定环保政策、法规，并严格执行。各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要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政策、标准和规定的同时，认真评估建设系统的环境立法和执法情况，完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完善环境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标准、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绿色建材评价体系和供热系统燃煤锅炉改造计划和步骤，加强监督和执行力度，使已经建成的环境基础设施正常运营，确保达到建设系统各项环境保护标准和工作目标。
（三）建立健全城乡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地方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充分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抓切实解决制约环境保护的难点问题和影响群众健康的重点问题。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要保证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科学制订并组织实施环保规划，建立建设系统的环境保护问责制度，定期考核，并对布署的环保工作进行检查落实，及时解决存在的环境问题，确保实现规划中提出的环境目标。
（四）强化监管、检查，积极开展社会监督。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发布饮用水、排水、再生水等出水水质，建筑环保节能执行情况，城市绿化建设进展等。运营企业要及时公开环境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在加强政府监管和督查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要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多种形式，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降低政府监管成本。
（五）广泛开展宣传，认真做好教育培训和对口支援。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广泛宣传，积极开展和举办环境保护培训班，提高思想认识，把环保公益宣传作为重要任务，努力营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舆论氛围。同时，要制订培训计划，对建设系统干部职工进行轮训，准确把握各项要求。认真开展和组织好对口支援工作和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建设系统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营水平和服务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商法的价值：理念与制度的思考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导 言
商事活动自有商品经济以来就恒存于人类社会的各各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之中，商法经历了由商事习惯法到商事成文法；由商人阶层内部的行为规范，到社会整体商事活动规范，再到具有世界性规范的发展历程。直至今日， “商”已经成为一个倍受欢迎的字眼。经过我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压抑，经历建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式的遏制商业时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民众对“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国现实中，实在是承受着太多的神话，仿佛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有了灵性。在法学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样成为一个很热门的探讨话题。而商法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体制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核心动力者，可谓之商法的基本价值也。目前，学者们似乎对商法的具体制度的研究注入了较大的精力，而相反对于商法的价值的理论探究却不够关心。因此，本文以商法的价值为探讨对象，在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双轨之承载下，试对商法的价值从理念和制度两个侧面加以粗浅的分析，实为一种尝试。
法的价值释义
既然我们要探讨商法的价值问题，则首先应该对何谓法的价值下一个定义。从哲学意义上讲，价值是一个表征关系和意义的范畴。首先，它反映的是人与外界物质，即自然、社会之间的某种应然与实然的联系，揭示了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与动机。其次，价值也是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对主体的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的概念。1
价值（value）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的最终地位，或者反映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主观的概念，他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2 而作为法的价值与哲学上、经济学上、一般生活上的价值又有不同的含义与理解，具有其矛盾的特殊性。
法的价值应有三层含义：第一，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机制，它将保护和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法对其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哪些价值因素；第三，在不同类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法以何种价值取向与具体的评判标准来对其进行调节。学者卓泽渊认为，法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主体的人的意义，是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诚然，作为商法的价值，无疑在其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也具备的以上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申言之，自由、平等、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社会福利、善德、共同幸福在商法的精神与价值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是其内部价值的效力问题，却一直以来在学界存在着争论。笔者认为，交易主体的多元性导致市场交易的多元性，由此商法这种调节主体与行为关系的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应当具有其多元性的特征。盖言之，作为一种法律，商法理所应当具有公平与正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作为私法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定受到意思自治这一私法核心原则的影响，体现出自由之价值；商法之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由商人法到商行为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商法不仅规范商事主体的行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而且规范了商业活动中的交易秩序。可是在这一切价值中，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商法价值特点的还应是商法的效益价值。商法只有适应了以上的各种价值，并在具体的商事活动中将这些价值予以体现，才真正符合了商法价值论在哲学意义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以公平正义为其普遍价值，以自由安全秩序作为其基础价值，以效益作为目标价值，从而构建商法价值体系的和谐与均衡。
商法之“自由科学”价值
古罗马的西赛罗有一句明言：“法律是自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berty），为了保障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奴仆。”商法基于相信商事主体可以设想为理性人、经济人，其个人理性、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能够合成集体理性、社会利益的最大化。3 美国法学家庞德存说：“法律在本质上不是力量，而是对力量的限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也称：“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自由，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法哲学上对于自由的理解认为，自由并不是任性，而应当有所限制。自然法学派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法律对于理性人的自由是予以保障的。对于某些非理性（或不具有完全理性）的人，法律将限制或不认同其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换言之，法律通过其内部的价值，对于具有何种身份、年龄、知识状态和事实状态下的自然人、法人的自由做了规定与限制。诚然，商法对于其特定的商事主体的自由加以了确认和保障。
在商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作为商法从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历史过程的价值，充分体现了商人追求独立地位的心声和渴望，并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中世纪以前，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欧洲国家就已经具备了商事活动的一些习惯；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法的司法领域产生了一些在性质上属于商事法的规范。但是，此时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与普通民事活动还没有区分，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事活动受到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影响，商法的自由价值还未曾得到体现。中世纪，随着商品市场的逐渐成熟，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不断发展。4 商人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由于商人以成为众多独立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以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5 由于商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间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断权，有条件运用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约，并实施于本商会内。6 于是商事习惯法便由此诞生了。私法原则意思自治在商人习惯法时代的到了充分体现，彻底的自治性是其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与此可见，维护商事自由是商法与生俱来的本性与价值追求。商法所维护的商事自由包括财产自由、缔约自由、经营自由和联合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而将受到一些限制。在当代社会，商法甚至包括民法在内的私法，常常受到经济法，劳动法和行政法的种种制约，但是，商法的自由价值作为私法领域的核心价值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自由价值一方面从法律中获得生命，另一方面，又给法律以生命。
商法之平等正义与秩序价值
1）商法之平等价值
人生来是平等的，私权也是无比神圣的。在现代社会中，权利具有这样一种特制，它为每一个人提供同样的选择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每个人可以自主的选择做或不做，选择这样做还是那样做，但不得侵犯别人同样的选择空间；同时每个理性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此乃在自由价值下的平等观念。商法同样也具有此种外部表征。商事主体在进行商事交易的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由，任何一方不能基于自己在资金、技术、人力、社会关系上的优势地位强制或胁迫另一方为其不愿为的行为。例如实行商事交易自愿原则，不准强买强卖；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实行禁止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制度等。
2）商法之正义价值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在中文里，正义即公正公平公道。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正义为一根鸵鸟毛，因为鸵鸟的毛几乎一般长。7 正义是什么，也许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中甚至更多种不同的答案。也许正义是一种合理的程序，也许正义是一种平均的分配；也许正义是一种“在远古社会，当交易是必须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时候，人们凭经验得知与其相互夺杀，屠杀，流血，不如相互妥协对各自更有利的时候”8，相互间的约定；正义可能是法治抑或合法性的标榜。张明揩老师曾经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但你们不可以不知道正义是什么”。作为商法，规范交易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合法经营，不滥用权利，就是商事正义的应有之意。和谐、值得信赖的商事交易行为关系的稳定存在，依靠的就是商法的正义价值。
3）商法之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由于时代和阶级背景的差别，不同身份的人对于秩序的定义有所不同。在奴隶和封建社会，人们大多都认为等级结构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秩序。西方中世纪最权威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分为四个等级，即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定法，其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侵犯的秩序；在中国，“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社会观念以深入人心。其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最先举起了“自由、博爱、平等”的大旗，使得秩序这一名词有了新一轮的定义。卢梭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以社会契约形式来建立。随着垄断出现，“社会本位”的秩序观登上历史舞台，庞德认为秩序的标志就是在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建立并保持均衡的状态。9
依经济学原理，商品交易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商事交易需要秩序，就要把这种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而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在于合理的遇见和有效地规避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事交易中秩序的本质是：商法为商事主体的商事交易活动提供合理的信息来源，尽量避免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
为加强商事交易的主体地位，商法确定了企业维持制度：1）确定员工的地位。如公司法中关于经理的聘任，经理的职权，董事会、经理、股东的关系等等；2）确定资本的集中。资本是企业存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公司法中，专就股东的出资缴纳、验资和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做了规定，在合伙企业法中，对于合伙人共同出资也作了类似规定，以保障资本的相对集中。3）企业风险回避和风险分散规则。如严格商事主体设立条件，加重商事主体设立这的责任；规定商事主体变更的法律效果，避免商事主体必须经过清算才能消灭其主体资格，确保主体的稳定性，减少交易风险；限定解散的原因，避免防止交易主体随意解散；设置公司重整制度；设立股份公司即保险制度。
为了确认交易行为的安全与秩序，商法确定的以下原则：
1） 干预主义原则。即国家运用其公权力，对于商事交易中的行为和关系进行强制性的干预，以保障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同时也是商法社会化，商法公法化的具体体现。此原则表现于具体制度上包括：对商事主体（商人）资格的登记认定10，消费者的利益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垄断等强制性规范；对于法人章程，保险和票据合同记载内容的格式化强制规定；对企业法人设立，成立条件的严格审核；对于商事违法行为用民事、刑事、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对于企业破产清算的规定，及对破产资格条件的审查和限制。
2） 公示主义。即商事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或交易相对方所为之法律行为，将会或有可能会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必须经登记机关登记，以维护交易安全。此原则表现在具体的行为制度上：商事主体的设立、变更、消灭都必须进行登记，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业活动的管理控制，另一方面也方便了交易相对方对于商事主体的信息查询，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风险；商事主体设立、变更、消灭的登记公示制度，能在社会上产生公信力，使公众快速准确的了解各种商业动态与商业信息，以减少商场的不确定性，引导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商业行为。
3） 外观主义原则。即一旦商事主体通过法律行为变更了自身的某种法律关系并进行了公示，则即使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商事事实并不存在或有瑕疵，但对于信赖该商事事实的存在并从事了商事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该商事事实为真实时相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秩序与安全。大陆法学者称之为外观法理，英美法学者称之为禁反言（estoppel by representation）。该原则主要表现为：商法中对登记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董事制度的否认；票据行为之无因性。此原则保护的法益实为商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利益。没有了信赖，就没有了和谐稳定的市场环境，导致资金流转停滞，商业资金萎缩。因此建立良好的商业秩序，需要公信原则。
4） 严格责任主义原则。即商事主体较一般民事主体而言将承担更多的义务和更严格之责任。主要表现在设置无过失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上。无过失责任于具体的制度上表现为公司法中，公司成立后，若发现某股东出资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在该股东不能补充其差额时，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无论有无过失都负连带补偿责任；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或被保人基于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无限连带责任表现为合伙企业，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的投资人对于组织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人的发起人在法人设立阶段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员在执行业务时，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此企业执行人员于公司一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安全与效益：商法之核心价值
汉语中的“效率”，相当于英语中的对应词“efficiency”或“efficient”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言之“经济效益”，“办事效益”，“生产效益”，“学习效率” 等。所有这些词无外乎体现了一种经济学上的观念：以较小的成本生产出等量的产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产品。伦理学家们常常将效率视为功利，而经济学家们却说此乃“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而在法律的视野中，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限制一些自由，从而扩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当然，效率固然重要，但法律之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持一种安全的态势。正如台湾学者张国键称：“商事交易，固贵敏捷，尤须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则今日所为之交易，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甚至于遭受意外之损害”。11商法对维护交易安全之各种形式已在上段论述中以干预主义原则、公示主义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严格责任主义原则加以阐明，故在此不作具体阐述。
作为商法核心价值，笔者认为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商法价值之二元性与自然性特征。所谓二元性，即效率与安全之矛盾性。商法作为一个营利性，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法律部门，其核心价值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效率。但是，自古以来，法学者们对于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实质公平与程序公平谁更优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这是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因为效率与公平往往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12 没有效率的安全使无价值的，没有安全的效率也将时刻使法益处于危险的状态。所谓自然性，是指商法即以对商人或商行为的规范的角色，自诞生以来，其安全与效率价值就一直蕴藏于商法价值之中，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易言之，安全与效率价值是商法的灵魂，是其存在之基石，是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可以说安全与效率对商法来说完全是一种纯自然价值的体现。没有安全与效率，就没有商法。
从我国现行立法和具体制度看，安全与效率的矛盾冲突是十分突出的，大体上表现为过分注重安全价值的保障，而对效率价值重视不足，这也使我国商事法律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自治、风险、自由的认识是不充分的，相反统一、大和、团体、托付等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国家是人民的保姆，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们往往都习惯于被国家公权统治，依附于国家的管理，而国家也将百姓生产、交易之琐事囊于自身保护范围之中。此种民族之性格并非中国一国存在，包括我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众国，日本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这一现象。国家积极介入私法领域的商事活动，为交易人担当风险回避责任，保障其财产安全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商事主体交易自由，商事交易的敏捷高效就必将受到限制。仅以我国企业法人设立的最低资本注册金制度，就可见一斑。当新技术还未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最低资本注册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新技术的快速传播，进而转化为资本的效率与可能性。在已成立的企业法人中，固定资产和法人设立最低资本保证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法人财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减缓了民事商事活动流转过程。依照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立法原则的内容，从事商事活动的交易风险自负，对于交易相对方的商业信息应自行查找，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司法领域交易活动的干预。
但是进一步思考，东方十界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人伦传统和逻辑结构，而现代商法又起源于欧洲，并在西方社会的逻辑体系中成长壮大。如今我们站在东方黄色文明的土地上，将蓝色文明的制度原则毫无保留地抑或完全不考虑法律资源本土化地移植过来是否妥当，还值得商榷。
基于我们现阶段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发展时期，宏观经济市场与微观经济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商事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还有很多，商事主体自身内部体系还有待健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商事法律中适当的偏重于对商事交易安全之保护还是有其现实的意义与价值的。但是，随着商业市场的逐步健全，商法价值的总趋向，还是应逐渐向效率价值方向倾斜。因此，在一个较完整的法制体系中，安全价值并非商法所特有，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也要极力的保护法益的安全。商法中的安全价值往往通过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已经加以了较宽泛地保护，而唯有交易之效率价值，才是真正体现商法根本特性的价值，因而也就成为商法中最优位的价值。13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商法价值的发展应该以保障效率价值优先于保障安全价值。这并不是一种刻意地追求，更非“××政策”和“××口号”所能动摇。这种发展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种制度要存在并根植于社会，就必须顺应社会对这项制度所提出的特殊要求。安全固然重要，可这仅是自然理性对法律普遍性的呼唤，而商法之矛盾特殊性却更多的体现于商事法规对交易效率的促进之中。简化交易程式，便捷交易活动是现代商行为法的最主要功能，而效率价值才是商行为法的根本价值。14
当然，笔者也并非在此鼓吹“效率绝对化主义”、“效率法西斯主义”，而只是尝试性地探讨商法在稳定中渐变的发展趋势。由其对于当今中国，改革的步伐更要谨小慎微，前进的方向更有反复探究，详加论证。否则，历史上那段“非理性”的剧目又将重演。
新 探
在商法立法史上，法国于1807年的商法典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与瑞士1912年民法典开创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都有不少国家在追随。15 其中以荷兰民法典中所采之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位极端。我国目前所采取的立法体系为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于是多年来，法律人们围绕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问题争论不休。也有学者写文章16从民法与商法的分合（从商法独立性的角度）来谈商法的特性与价值。而真正从商法作为法这一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所应当具有的法理价值和制度价值来探讨的文章并不多见。基于此，笔者试从商法作为法所应当拥有的基本价值出发，试图从抽象的法理学与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相结合的角度，对商法的价值，以及各种价值间的内在体系结构进行粗浅的分析与探求。17
商法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他都是商人们的“自由宣言”与“权利宪章”。在民商合一的国家和地区，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在宪法与民法对于平等、正义、安全与秩序进行抽象的概括性保护后，商法在具体的交易行为中将权利不断的变为现实。商法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之所以能够存续于世间，是以其技术性、营利性、国际性、敏捷性、进步性相联系的，而在商法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成为实现这些特制属性的最有力的前提与保障。由是观之，商法的价值体系内容是和谐一致的。从矛盾之普遍性而言，其具有作为法所拥有的一般性价值，从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商法以其效率、安全、快速等特性价值长存于世间。没有基本价值的商法将极有可能成为使法益濒临危险或实质侵害之中的恶法。但没有特殊价值的商法，又将失去其独立地位，被它法所包容。因此，商法的价值应当包括其一般价值与特殊价值。从而真正构建商法学内容严密的价值逻辑体系，形成商法在特定情况下所应有的价值取向，保障商事交易活动的顺利公平快速稳定地进行，为商法之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指明前进的方向。
尾注：（1）张文显 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P208；
（2）[美]普拉诺等编著， 胡杰译：《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187；
（3）胡颖廉 商法的精神——从商人法到现代商法的转变析商法存在的意义；
（4）徐学鹿 著《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P19；
（5）王保树 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P29；
（6）王保树 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P29；
（7）张文显 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P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