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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 公安部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1992年12月2日，能源部、公安部

第一条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根据《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由同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电力（发电、供电、电力建设）、公安、工商等主管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领导所辖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电力主管部门，负责电力设施保护的日常工作。
县级及其以上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应在电力线路设施沿线组织群众护线，群众护线员应经过电力主管部门培训，由相应的电力设施保护领导组织发给护线证。
第三条 跨省电网的电力主管部门是能源部的派出机构，对所辖电网内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负责监督、检查、指导和协调。
第四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为了保证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根据《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即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后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 千伏以下 1．0米
1￣10 千 伏 1．5米
35 千 伏 3．0米
66￣110 千 伏 4．0米
154￣220 千 伏 5．0米
330 千 伏 6．0米
500 千 伏 8．5米
第五条 江河电缆保护区的宽度为：
（一）敷设于二级及以上航道时，为线路两侧各一百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二）敷设于三级及以下航道时，为线路两侧各五十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第六条 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电力主管部门应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人口密集、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和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且易发生事故的地段设置标志牌。
标志牌的规格由国务院电力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七条 根据《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原则，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三百米范围内（指水平距离）进行爆破作业，若因工作需要必须进行爆破作业时，应按国家颁发的《爆破作业管理条例》、《爆破安全规程》和国务院电力主管部门颁发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在征得当地电力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方可进行。在三百米以外进行的爆破作业也必须保证电力设施的安全。
第八条 根据《条例》第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即：35千伏及以下5米，66千伏及以上10米，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它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在杆塔、拉线基础的上述距离范围外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活动时，还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要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车辆通行的道路；
（二）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如可能引起基础周围土壤、砂石滑坡时，进行上述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负责修筑护坡加固；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九条 根据《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超过4米高度的车辆或机械（包括车辆或机械上的人员）通过架空电力线路时，必须经县级及其以上电力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通行。
第十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电力主管部门专用通信线路、通信电缆线路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微波塔、微波站、通信卫星地面站设施的保护按国务院《广播电视保护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通信线路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架空电力线路和树木之间发生妨碍时，按下述原则处理：
（一）架空电力线路建设需穿过林区时，应砍伐出通道，通道内不得再种植树木；对需砍伐的树林由线路建设单位按国家的规定办理手续和付给树木所有者补偿费用，并与其签定不再在通道内种植树木的协议。若树木所有者要求保留，并经电力主管部门认定在线路建成后不影响线路安全运行，不妨碍对线路进行巡视、检修的树木或果林、经济作物林，可不砍伐，但树木所有者必须与电力主管部门签定协议，确定双方责任并由树木所有者负责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与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通道宽度为拟建架空电力线路两边线间的距离和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成最终高度两倍之和。
（二）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应尽量避免穿过城市公园绿地，必须穿过时，应经当地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并注意避开景观优美和游人集中的地区。如影响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运行需要修剪树木的，应按兼顾线路安全运行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由园林部门负责修剪，并保持今后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和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电力部门按国家规定一次性支付所需费用。
（三）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必须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树木时，园林部门需与当地电力主管部门协商同意，可种植低矮树种，并由园林部门负责修剪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和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四）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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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等级 | 最大风偏距离 | 最大垂直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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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千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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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0千伏 | 3．5米 | 4．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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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20千伏| 4．0米 | 4．5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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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千伏 | 5．0米 | 5．5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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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千伏 | 7．0米 | 7．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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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城乡规划建设部门审批或规划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设施（或已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规划的架空电力线路设施）两侧新建的建筑物时，应会同当地电力主管部门审查后批准。
第十三条 电力主管部门对具有《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可根据其贡献大小给予十元至一千元的奖励；对作出重大贡献的，可给予一千元以上的奖励，但对个人奖励一般不超过一千元；
对维护、保护电力设施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除按上述规定给予物质奖励外，还可由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各自的权限给予表彰。
第十四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违反《条例》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的规定应予以赔偿、处以罚款的，由电力主管部门（以电厂、电力建设单位经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授权）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危及电力设施安全发电、供电及电力设施建设，尚未对电力设施造成损害的，视其情节，处以三十元至一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电力设施造成损害的，电力主管部门应责令其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并处以罚款。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费按修复电力设施成本费加少供（发）电量损失折款计算。罚款金额不超过赔偿费的百分之五十。
（三）对电力设施造成损害的，电力主管部门除按本条第二项规定责令赔偿和罚款外，还可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对有关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电力主管部门强行伐、剪树木、竹子，所需费用由树、竹所有者负担。
第十六条 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行使处罚权时，应持有能源部颁发的证件和行政处罚通知书。
第十七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一）扰乱发电厂、变电所（站）、调度所（室）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尚未造成损失的；
（二）拒绝、阻碍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尚未使用暴力的；
（三）哄抢、盗窃发电厂燃料和在建电力设施器材数额较小的；
（四）违反爆炸物品管理规定，在距电力设施和水电厂水工建筑物三百米的保护区内进行爆破，危及电力设施的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八条 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处于运行、检修、备用状态的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电力通信等设施，实施拆卸、盗窃、毁坏、放火、放置异物制造事故，危害公共安全和电力生产运行的；

（二）哄抢、盗窃发电厂燃料和在建电力设施器材，数额较大的；
（三）煽动或组织聚众冲击发电厂、变电所（站）、调度所（室）进行打砸抢的；
（四）殴打依法执行公务的电力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
（五）对电力设施造成重大损害或对社会用电和人身安全造成危害后果的；
（六）其他破坏电力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
第十九条 违反《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擅自在架空电力线路上接用电器设备，在限期内仍不改正的，电力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停止供电的强行措施。
第二十条 违反《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电力电缆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限期不改的，由电力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其建筑物，所需费用由建筑物所有者负担。
第二十一条 违反《条例》的规定造成任何单位或公民经济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由违反规定的责任者负担赔偿和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违反《条例》规定造成电力设施损坏的，或造成单位、公民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的，由其监护人负担赔偿和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罚款应由县级及以上电力主管部门决定。责令限期改正应当填发《隐患通知书》，赔偿应当填发《赔偿通知书》，罚款应当填发《处罚通知书》，收到赔偿费和罚款应开具凭证。《隐患通知书》、《赔偿通知书》和《处罚通知书》由国务院电力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二十四条 进行责令赔偿和罚款的处理，均应报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备案，罚款一千元以上应报省一级电力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赔偿费作为修复费用和保护电力设施费用的补偿。罚款的处理和管理按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违反《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电力主管部门关于赔偿和罚款的通知书后，应在十五日内交清赔偿费和罚款，逾期不交纳的，每日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地方电力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应在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对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的电力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电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条例》及本细则所指各级电力主管部门，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跨省电网的电业管理局、省电力工业局、地（市）电业局（电力局、供电局）、县供电局（电力局）。
第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细则的实施办法，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务院电力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水利电力部制定的《电力线路防护规程》同时废止。凡与《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相抵触的有关电力设施管理规定，以《条例》和本实施细则为准。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王占洲


摘要：“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 　预测 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多出现取保候审权利争议的情况，即羁押与取保候审权利之间的冲突），适用取保候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同时这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经看出“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刑事诉讼理论界均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没有确定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为“社会危险性”设置专门的证明机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其程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据科学化的制度化的证明，这已经不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它是司法上的不严谨，它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机会。也许，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还是被剥夺的问题，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如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所想“反正最终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审或逮捕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来说，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他们的权利同样也是构建我们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基石，因而他们至少有权利要求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随意猜测或感觉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罢，他们至少应当有知道什么是社会危险性，自己是怎样被证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权利罢？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超期羁押、取保候审与逮捕的冲突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也许问题之一就出在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上罢？的确，基础性的条件尚未明确又怎能保证依此而做出的判断的准确性呢？以下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危险”是指“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即“性质”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内在因素。仅仅从字面看，“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当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强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长期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在法律上还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另一个是犯罪的嫌疑——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强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这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同刑事诉讼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法律对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法律评价，同时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对其行为的不利评价和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强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而是使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保障，况且，从法律上讲，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通过刑事判决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需要对其处以刑罚，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被确认。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应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我们将“社会危险性”界定为“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2]。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在有些论著中也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称谓不准确，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缓刑制度和假释制度的影响，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关键条件是“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法定条件，是确认“再危害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受此影响，有学者便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界定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之一。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一原则下，对于那些原来就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诉中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在法律上他们并不存在“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前提，因为犯罪嫌疑绝不能等同于犯罪，这是关乎刑事诉讼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思想上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于他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有什么刑事诉讼权利可言呢？因而，这里我们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应当包括：第一、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以及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应当是指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因为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有其自身特点，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在程度上也有着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诉讼义务包括：第一、依法接受侦查机关对其所涉犯罪事实进行的合法的侦查；第二、依法到庭参加人民法院对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确保具体刑罚的执行。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拒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决定的刑罚的执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问题：第一、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不仅仅是逃亡、躲避，还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虽然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在审理或刑罚执行之前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处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的，也应视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因为依据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及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而认为有使调查或审理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性时，不能据此即自动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而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使用特定之证据来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给侦查或审理造成的困难。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碍侦查机关取证、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实施其它阻挠刑事诉讼进程的积极的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各种涉案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证人、翻译人、鉴定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鉴定的真实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机关所作供述的真实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或企图通过唆使、指使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同犯罪行为会发生重合，的确，上述我们所指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只要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为。因而，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里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应是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
二、社会危险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但它决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臆想和虚无缥缈的猜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它也不同于刑法中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并未已经实际发生，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转化为现实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从立法学上讲，“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它肯定是违宪的。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中确认了对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主要体现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即使这时的公民已经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羁押只能由有资格的官员或被授权的人在一个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授权或在其有效控制下进行。当然，宪法只是规定原则，具体要通过相关部门法来实现。宪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宪法的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也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我们认为这种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应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权利在部门法立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一层面的含义，即在制定部门法时明确具体的规定该项宪法权利的内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宪法权利在部门法司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部门法在实施时应当拥有保证该项权利实现的必要的保障机制。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但是如果在法律实施时，如果存在公权部门可以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且不受任何制约的可能性，那么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对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对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我们在考察一项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时，不仅要考察该法律规定本身，还应当从宪法角度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评价，即该项法律的执行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是必须的，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社会危险性”可以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该项法律的执行当然不符合宪法的标准，因而它肯定是违宪的。
2、复杂性，即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原因的复杂性，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对涉嫌罪名性质的认识、对相关证据的理解、对其的预期处罚认知状态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客观上刑事诉讼所涉及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险性的手段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社会危险性”的复杂性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相信“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这一简单的等式。理论上，在犯罪嫌疑同社会危险性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证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后这种可能性才能被确定为法律事实，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会危险性这两个待证明的可能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联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社会危险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在“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无意义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义。
3、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显它是一个可变因素，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条件）、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4、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就社会危险性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社会危险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我们试图为其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论证体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危险性”与其它相近概念的区别
在大多数涉及到强制措施的论著及教材中都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社会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发生混淆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危险性”同刑事实体中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会危险性”不同于“社会危害性”。
（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腿，因其自身条件的变化，甲已基本丧失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可能，其社会危险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没有。
2、“社会危险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险性”。
有学者（赵永红）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给人身危险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的，是行为人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事实与否定规范评价的统一。易言之，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他将这种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称之为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二种情况：一是指无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再犯可能性或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3]。表面上看，“社会危险性”同“人身危险性”的内容比较相似，两者都反映了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预测或评估，但两者存在的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对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对于社会危险性来说，其侧重于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为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提供依据，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存在赋予了司法机关剥夺那些在法律上还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险性则是力图从刑事实体的角度解决刑事责任的问题，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刑罚学的角度研究，为量刑提供指导；初犯可能性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则在犯罪论部分有所体现，表现为立法上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选择要件加以规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强调的是行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危险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其更强调的是妨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四、“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
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5]。当然，一般来说这里的证明责任是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实体事实所需做出的证明，但是从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运用于对程序问题的判断，理由有：
首先，“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必要性，因为司法机关针对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同样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依据，由此所产生的决定会对那些在法律上尚属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直接的影响，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据以做出程序决定的这种关键依据同人民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依据在本质上都属于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主要原因。的确，不加证明地确定“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和不加证明地确定犯罪行为的存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不仅仅使刑事诉讼显得如同儿戏，而且还会使不加证明即做出该种确定的司法工作人员直接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不加证明的确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特别是当那些遭受了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终被确定为无罪时，这种风险更大。
其次，“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可行性，在“社会危险性”的特征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社会危险性”的可证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证明性并不仅仅是其自身从内部而言所具备的某种内在因素，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特点的简单归纳，它是可以纳入到逻辑推理中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其进行论证，其原理同我们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属于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唯一的区别只是证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许对此不理解，但既然我们都认可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认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尚未发生的行为进行证明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原子武器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社会危险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来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发生，这是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尚未发生的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看，对尚未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能不能证明的问题，而只有是否尽力去研究出能够证明其存在规律的论证机制的问题，它不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时同样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证明主体的不同，“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应作如下分配：
1、逮捕决定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条件当然不能随意猜测，它必须要经过证明，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承担决定逮捕违法的风险。
2、取保候审申请人的证明责任
从法理上而言，刑事诉讼法既然同时规定有适用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和适用条件，那么当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且能够按照批准机关的要求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时，他就享有被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该项权利的享有取决于适用条件的成立，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其已经由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转化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其自始即属采取取保候审不致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逮捕决定自始有误。当然，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需要证明的，这时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申请方，即负有了“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他们（包括享有申请权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承担其取保候审申请不能实现的风险。
3、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决定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即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通常就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如果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认同了取保候审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所作的证明，即表明取保候审申请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或充分实现，此时不再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但当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时，则会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就意味着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提出了与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完全对立的主张——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这一主张也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决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当取保候审申请人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理由不能成立时，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审批机关虽然理由没有变化但也相当于提出了新的对抗性主张，其当然应当承担起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证据及其证明的责任，其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应批准取保候审申请，或者承担其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的决定违法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辞典》（第二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参见王占洲、林苇著《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