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明市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等制度的通知
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
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明市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等制度的通知
明政文〔2010〕9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三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和《三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三明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三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增强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决定的实施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市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决策做出前，应当对决策事项听取意见，并将听取意见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决策是指市政府就下列重大事项作出的决策：
（一）贯彻上级党委、政府及市委重要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意见；
（二）需要报告省政府的重大事项，提交市委、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大事项；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重点专项计划；
（四）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重要区域规划和重要专项规划；
（五）产业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农业、城建、商贸、旅游、科教文卫等重大建设项目；
（六）财政收支预算方案及其执行情况；
（七）重要改革方案以及关系国计民生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环境保护、住房保障、价格、收费等重大政策；
（八）政府投资、政府采购的重大项目以及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九）其他涉及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由决策承办单位具体组织实施。拟列入市政府重大决策事项确定后，承办单位应按本制度要求做好听取意见工作。
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公示、调查、座谈、论证、听证等形式进行。
第六条 凡涉及面广或者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采取公示或听证形式，公开征求意见。
采取公示征求意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可以通过本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等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包括：决策事项名称、基本情况说明、决策依据和理由、反馈意见方式和时间等。
举行听证的，应按照《三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凡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决策事项进行咨询论证。
专家评审组应当由5名以上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组成。
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遵守工作规则，提出严谨的咨询论证意见。
第八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邀请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论证和评估，广泛听取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县（市、区）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职能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征求县（市、区）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第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将听取意见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决策方案草案一并提交市政府审议。
第十一条 本制度所涉及的内容，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三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决定的实施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市政府及其所属行政职能部门（以下统称为行政机关）依职权组织听证的，适用本制度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下列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举行听证：
（一）调整自来水价格（含污水处理费）、燃气价格、用电价格、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公共客运基准票价（含公共汽车、出租车）等涉及公共利益的价格和收费标准；
（二）可能对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城市功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或投资项目；
（三）制定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行政措施；
（四）对居民生活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五）涉及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决策事项；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举行听证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前款规定的重大行政决策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实施的，报市政府批准后可暂不组织听证。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高效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五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决策的，听证由牵头机关或主办机关组织实施。
应由市政府组织听证的事项，市政府可以指定相关的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听证组织机关应根据本制度和其它相关规定制定听证方案，并在举行听证会的20日前，对外发布公告，告知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及相关内容，听证代表及旁听人产生条件、人数等有关事项。
第七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包括听证工作人员、职能部门陈述人、听证代表、旁听人。
听证工作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记录人。听证主持人一般由听证组织机关相关负责人担任，听证人、听证记录人由听证组织机关指定。
职能部门陈述人由参与决策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
听证代表按听证方案规定产生。旁听人由社会公众自愿报名，经听证组织机关确认。
第八条 听证代表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听证代表人数根据听证事项确定，但不得少于15人。听证代表主要从以下人员中产生：
（一）重大决策事项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代表；
（二）社会普通公众代表；
（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四）熟悉听证事项的行业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企业和技术部门的代表；
（五）听证组织机关认为应当参加的其他代表。
其中重大决策事项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和社会普通公众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代表人数的1／3。
第九条 听证公告日期截止后，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10个工作日前，确定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并向社会公布名单。
第十条 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5个工作日前，将以下资料送达听证代表：
（一）拟作出重大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拟作出重大决策事项的可行性说明；
（三）有关统计、调查分析材料；
（四）听证组织机关的联系方式；
（五）听证组织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记录人核实听证代表、旁听人到会情况，宣读听证会纪律；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事项、听证要求、听证代表的组成；
（三）职能部门陈述人陈述听证事项的内容、依据及有关材料；
（四）听证代表陈述对听证事项的意见、理由及依据；
（五）职能部门陈述人与听证代表就听证事项的不同意见进行讨论；经听证主持人同意，旁听人可以发表意见；
（六）听证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并宣布听证结束。
第十二条 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发言，须经听证主持人准许。听证主持人应当保证每个听证代表必要的发言时间，必要时，可延长听证会时间；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听证代表可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 出席听证会的人员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其退场。
第十四条 听证会应当制作听证笔录，主要载明下列内容：
（一）听证事项；
（二）听证工作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三）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职能部门陈述人对听证事项的可行性、必要性和合法性以及决策方案等主要内容所作的陈述；
（五）听证代表的基本情况及陈述意见；
（六）其它应当载明的内容。
听证笔录应由听证工作人员、职能部门陈述人、听证代表核对无误后签名，认为记录有误的，应当场补正。拒绝签字的，由听证记录人在听证笔录中注明情况。
第十五条 听证会结束后，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在7日内制作听证报告，连同决策方案草案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市政府审议。听证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二）职能部门陈述人的陈述；
（三）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理由；
（四）对听证有关意见的分析和相关建议；
（五）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第十六条 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